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美国20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流派，它强调以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实用、效果为真理标准，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倡导教育与社会联系等，反映了美国社会求实进取，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经济、政治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一种哲学理论概括。
　　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士·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明确提出：判定一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应当做的是“考虑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在实际意义上可能有些什么效果。这样的话，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这是人们所谓的“皮尔士原则”，它成为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实用主义真正立足于美国哲学舞台，成为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应归功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系统地论证了实用主义的主要原理，把实用主义概括为一种科学方法和真理论。杜威进一步发挥詹姆士的思想，把实用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其他科学、特别是教育中去，成为实用主义大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用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哲学舞台上出现了新实用主义，其代表性人物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新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诠释学、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哲学流派融合到实用主义之中。
　　　　一
　　实用主义传入我国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它的历史命运，是同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我国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剖析，才能得以正确解释。
　　1.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高潮与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运动
　　20世纪初西学东渐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繁荣景象，美国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是这种繁荣景象的一个主要体现。1919年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前夕，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来华讲学，标志着实用主义在我国的传播进入高潮。
　　应中国教育团体之邀，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同夫人、女儿来我国讲学，停留两年零二个月，足迹遍及北京、直隶、奉天、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作了一百多场的讲座，仅以教育问题为题的讲演就达20多次。来华讲学时间之长，内容范围之广泛，在西方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讲演传播实用主义哲学，宣传美国的文化、社会政治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在我国知识界中产生很大影响。在这期间，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的文章甚多。当时颇有影响的《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还特地出版了“杜威号”专刊。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经验论、真理观、方法论，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去。其次是教育家陶行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时，曾师从杜威与孟禄，在杜威来华前后发表一系列文章《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成为实用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与推行者。另外一个人物是时任《新教育》主编的蒋梦麟，在“杜威号”上发表《杜威之伦理学》、《杜威之道德教育》，对杜威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杜威如何从社会与心理出发阐明道德教育原则等问题，都作了深刻论述。
　　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以我国失败而告终，此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忧国忧民之士提出效仿西方“船坚炮利”，以引进科技为国求强求富。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科技救国”幻想的破灭，学者们转而引进与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哲学理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手中，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全国人民仍处在专制统治的灾难之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批判与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名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进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封建反军阀官僚统治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次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迎来了实用主义在我国传播的高潮。
　　实用主义哲学，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基本走向。强调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反对传统哲学超越现实世界去研究“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主张哲学应该研究现实世界，以解决人生问题为主题。杜威指出：当哲学不是为了应付哲学家问题的策略，而成为哲学家“处理人的问题的一种方法”的时候，便是哲学复兴之日。强调以价值为中心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看待事物的标准在于对人是否有价值，即在于此物能否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詹姆士认为，所谓好，仅仅是满足人的要求而已。真理就是对人有用，即对人有价值。强调以实行为本位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实行，一切都由实行、实践来决定其取舍，知识、观念、学说等是否正确，辨别其真伪，要靠实行来检验；离开了实行，根本谈不上效果、人的满足，再好的理论、学说、观念也等于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强调以工具主义作为方法论的走向，实用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方法论，杜威称其为工具主义，并把这种科学方法论归结为“五步”说——疑问、问题、假设、推理、证明。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作为武器。实用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冲破封建文化藩篱，提倡人的价值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反映了他们反对脱离实际的陈腐的“皓首穷经”的学风，提倡面对现实、实际新学风的要求；实用主义正好迎合他们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要求。
　　2.实用主义在我国遭受厄运与建国初期政治思想批判斗争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在我国受到彻底批判与围剿。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说，批判声势之浩大，批判参与人之广泛，批判语词之尖锐，实用主义可算之最。在这场围剿和万炮齐轰的浪潮中，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都出版了批判专著，全国主要报刊发表许多批判文章，作者几乎来自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御用哲学；实用主义是为大资产阶级和大商人服务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是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蒙昧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方法论是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
　　建国初期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与围剿，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是由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决定的。建国初期，新生的共和国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反对美国对新中国的挑衅与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我们一方面在经济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国防力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把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反动思想的斗争，看作是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所以作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很自然就成了现代西方各种思潮中首当其冲的批判“靶子”。胡适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的联合领导下，成立了七个组，分别对胡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中国哲学史观、文学思想和中国文学史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其次是由国际政治环境的大背景决定的。二战后出现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当时人们都认为两大阵营代表了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主义的故乡，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是惟一能在经济与科技方面与美国相抗衡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学习，“一边倒”，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的选择。国家经济建设依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教育也照搬苏联的做法。意识形态和理论的领域，也按照“老大哥”的调子行事。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是遵照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基调进行的，对西方哲学思潮完全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一棍子打死”。我们的哲学理论基本上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不加分析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统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思潮，把批判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胡适，看作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斗争，看作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需要。
　　再次是由我国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决定的。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推行这条“左”的路线的理论基础。尽管“左”的路线在建国之初不占主导地位，以后也有时紧有时松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是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派。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胡适，……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斗争运动一个接一个。
　　3.实用主义研究在我国走向繁荣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文革”后邓小平及时地正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制定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祖国大地面貌焕然一新。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盼望已久的生机勃勃的春天。尽管此后不时也有风雨阴沉的天气，但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总的来说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实用主义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科学。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果实累累。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二十年期间，出版关于实用主义的专著、译著数十种，发表文章达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了实用主义的所有主要方面，这些论著在理论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突破“左”的思维模式，评价力求做到客观和公正。学术界基本上摆脱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评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例如以刘放桐的《实用主义新探》、杨文极的《实用主义新论》、邹铁军的《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等一批专著的出版为代表，为客观正确地评价实用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顶级”问题进行探讨。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真理是在辩论中发展的，真理愈辩愈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大家对过去认为是“禁区”的一些“顶级”问题，现在也敢于展开讨论了：如何正确评价实用主义哲学反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全面评论实用主义经验论、真理观问题，如何认识杜威教育思想的意义问题，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问题，如何理解实用主义哲学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等等。
　　对新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与关注。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新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的“热点”。90年代初，由中华外国哲学学会发起的、在广西桂林举行的、题为“美国新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美国新实用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新老实用主义的异同，新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新实用主义的评价等展开讨论。有的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概括为：反形而上学二元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有人认为新实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罗蒂提出的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主张后哲学文化；反对大写哲学，宣称“哲学终结”，更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发表有关文章甚多。
　　学者互访频繁，学术、资料交流顺畅。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留学生、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较系统地研究了实用主义哲学。此外，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普特南、罗蒂等人，应邀到我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从90年代以后，实用主义研究信息与资料交流比较顺畅。现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国外有关研究的信息和资料。例如：美国很有权威的“杜威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定期公布的研究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著作，很快就能在北京、上海等学术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看到。
　　　　二
　　实用主义在我国一个世纪的传播，它的历史命运，经历了高潮、遭受厄运到走向繁荣的过程。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学者对实用主义哲学认识的艰辛历程。今天人类历史已跨进21世纪，正处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抛弃旧的眼光、旧的思维方式，以新的眼光、新的思维反思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在我国的传播。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和哲学繁荣。这里我们只从哲学角度谈两个问题。
　　1.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我们长期来没有解决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反思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
　　问题症结所在——哲学政治化。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即使是出现“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到了三四十年代，虽然开始出现了哲学政治化的倾向，但毕竟还只是一种“倾向”。50年代以后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阶级斗争为纲”这条极左路线影响下，哲学与政治混同，哲学完全政治化，把实用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加以批判，当时实用主义主要著作被翻译汇编成《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批判材料》，以供批判之用。这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实用主义不仅被列入封资修行列，当作毒草进行批判，而且还要“打翻在地踏上两只脚”。“文革”后，由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给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新的景象。不过在80年代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回潮”，学术界知识分子“心有余悸”，阴影久久不能离去。
　　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长期来我们把哲学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整个国家政治气候的原因。建国后我国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推行一条“左”的路线，人们逐渐认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右是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是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这样，人们自然不会去、也不可能去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了。其二，是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的原因。我们口头上也常说：要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但实际上做起来却非易事，这是因为哲学与政治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两者往往是纠缠在一起，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显得十分重要。
　　哲学与政治的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却非如此。哲学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1](P56)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一样，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每一哲学都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每一哲学都是它的时代的哲学。”[1](P48)每种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创造了哲学，时代决定和制约着哲学的主题。这里所说的哲学的时代，是指一种哲学理论、学派和思潮产生与存在所处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的历史背景，这是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载体。当我们考察一种主要的哲学学说、思潮，一个时代的哲学主流和倾向时，只有把它放在当时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说明。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上层建筑又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意识形态，它总是与自己国家、民族当时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其经济基础和一定政治目的服务的。例如：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哲学中提出的“理想国”中三种不同灵魂的人的地位；中世纪经院哲学成为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婢女；17世纪英国哲学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论证；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作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先导”；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意志自由及理性主义，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建立“理性王国”服务的，等等。尽管他们都使用了晦涩的语言，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才将这一切表达出来。我们更不用说以实践性和阶级性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就明确宣布：在未来人类的解放事业中，“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P15)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每个哲学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他的立场、思想总会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其政治倾向性的程度不同，有的哲学家一生中还有前后期等分别，但完全超越现实的“纯粹”的哲学家，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这就说明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联系性、同一性，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从骨子里面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但事情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哲学与政治的非同一性，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哲学的相对独立性。哲学是高悬于空中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3](P249)就这点来说，哲学与政治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不同。哲学虽然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有了“闲暇阶级”后才产生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直接受某种物质利益驱动的，更不能笼统地认为它直接受制于阶级的需要。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从物质利益的享受来讲，我们可以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如文学艺术有类似之处，它的产生与存在是出于人类“高尚”精神生活的需要，它旨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对于人类物质利益享受来说不是必需的，但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来说，却是最必需的，须臾不可无。
　　哲学的超越性。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哲学的产生继承了古代人类的神话。哲学发展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哲学与文学、艺术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沉淀，它超越时代，不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哲学史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哲学家们所创立的一些重要原理、命题，都具有超越性，适合一切时代，对不同阶级人群都是适用的，如贯穿于西方哲学中的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原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人合一的命题等，就是如此。而哲学家们所创立的哲学思维方法，尤其是辩证思维方法，则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武器。古今中外有不少哲学家曾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阐发过辩证法，这成了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人类十分珍贵的思想文化宝库。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重视学习我国老子《道德经》、西方康德黑格尔哲学著作的原因所在。
　　哲学的科学性。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有自己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这是不为阶级利益、政治所左右的。例如关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古今中外哲学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水平，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知识的状况，以及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自身的聪明、智慧与才能，以不同形式提出了各种理论与看法，试图揭示其普遍规律与意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的发展，哲学会不断改变它的形式。大家知道，近代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所以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归纳法与演绎法之争，是由于把当时兴盛的实验科学与数学移到哲学上的结果。同样，17世纪自然科学中力学的发展，使当时哲学中的机械形而上学方法占了主导地位，哲学家用机械观考察和看待一切事物，认为“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
　　2.坚持以科学分析态度看待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曲折历程，还有一个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是用一点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还是以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方法来看待现代西方哲学。
　　毛泽东正确指出：我们无论是对待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待外国文化，都要采取科学分析态度，不要肯定一切，否定一切。他在评论五四运动许多领导人物时说：“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4](P789)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
　　阶级“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决定论”。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来看，初期主要偏重于客观的介绍上，即使有或褒或贬的两个极端的评论，也为数甚少。从总体上看，二三十年代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看法与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并未出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严重倾向。到了50年代以后，形而上学方法猖獗，“文革”期间发展到极端。在对待实用主义问题上，一点论的形而上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阶级“决定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商业哲学”、“市侩哲学”，是美国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美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这种哲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哲学理论是反动的，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应该予以彻底批判与否定。这在当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逻辑。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这类文章几乎都是按照这种基调撰写的。这种逻辑虽然很明了、简便，但却是一种简单化、主观武断的思维方法。把哲学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加以绝对化，变成了阶级性决定一切，这是我们多数哲学工作者多年来分析与评价中外哲学家及其思想的一条重要标准。认为代表先进、进步阶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哲学理论就是先进的、进步的，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反之，代表反动、保守阶级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哲学理论就是反动的、保守的，毫无合理和价值可言。这样一来，把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同其哲学理论、思想完全等同起来，抹煞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有阶级论，但不是唯阶级论。中外哲学史表明，从阶级性来看，有的哲学家虽然不是代表进步、先进阶级的，有的哲学家甚至代表没落阶级，但并不排斥其哲学思想中包含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或真理的颗粒。
　　其次，唯心主义“决定论”。我们许多哲学工作者多年来在评价哲学家及其思想时，形成了一个固定、惯用的公式：唯物主义哲学家及其思想是进步的、革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及其思想是反动的、保守的。虽然有人在文章、著作中加上“一般来说”这几个字，但这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教条主义公式指导下，当我们评价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思想时，首先看他（这个流派）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还是唯物主义阵营，然后先入为主地找出他的一些言论，削足适履地纳入反动或进步、保守或革命的框框之中，这样当然无法真实地科学地反映哲学家的思想原貌，必然出现难以置信的歪曲。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2](P16)列宁也有这样一段名言：“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聪明的唯心主义这个词可以用辩证的唯心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愚蠢的唯物主义这个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动的这些词来代替。”[5](P305)事实已证明马克思、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标准，来划分哲学家及其思想的进步与反动、先进与保守，是不科学的。由于实用主义否认实在的客观性，詹姆士把实在看作我们任意雕刻的大理石，胡适把实在看作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我们用上面所说的公式、模式去看待实用主义，抹煞其哲学合理内容，把它列入反动哲学的行列，这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以一分为二辩证法看待实用主义哲学。我们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分析评论实用主义哲学，就会对其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理解。这里，我们不妨对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略作剖析。
　　①析超越的“经验论”。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杜威的《经验与自然》一书作了详细阐述。他的经验论，又称“自然主义经验论”（或“经验的自然主义”），反对传统哲学中二元论、唯物论和唯心论。认为它们都是“用非经验的方法”，把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经验与自然割裂开来，将它们看作彼此独立存在的实体，便产生二元论，把其中之一看成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东西，另一个则是由它派生的，这便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种理论正如大家所指出的，詹姆士与杜威等人企图以超越的手法，抹煞哲学的根本问题，制造出一种凌驾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的“中立”哲学，走哲学的“第三条路线”，而实际上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反对唯物主义物质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经验论包含的合理因素。詹姆士、杜威等人强调经验与自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的、联系的统一整体，认为经验方法是能够公正地对待“经验”这个兼收并蓄的统一体的惟一方法，是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其目的旨在反对把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武断的理智主义”的错误。“经验乃是被理智地用来作为揭露自然的真实面目的手段。它发现：自然和经验并不是仇敌或外人。经验并不是把人和自然界隔绝开来的障幕；它是继续不断地深入自然的心脏的一个途径。”[6](PP3-4)“假使我们使人们注意到：自然与经验还在另一种关联中和谐地存在一起，即在这种关联中，经验乃是达到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一种方法和惟一的方法。”[7](P1)杜威主张经验与自然是紧密不可分的，人们通过经验（经验方法）去认识自然，经验并不是从“外面”加到自然中去的，两者原来就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经验揭示自然的秘密，并使经验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经验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是应付环境、改变环境的工具，经验与思想是同一的东西，它是一种发展的、主动的、创造性的推理思想活动。以往哲学史有内部经验（内省经验）与外部经验之主张，虽然两者形式不同，但都是把经验与自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詹姆士、杜威关于经验的论述，突破了经验与自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这的确有其合理之处，它给人们更好地理解、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种深刻理论，是值得重视的。
　　②析有用的“真理观”。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大家以往谈论得最多的问题。正如大家所批评的：实用主义者把是否有效用当成真理的标准，那必然会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也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不能从真理是有用的，就得出有用的就是真理的结论。这从逻辑上来说是错误，例如，乌鸦是黑色的，但不能推出凡是黑色的就是乌鸦。但是我们认为对实用主义的有用真理观，还应该看其另外一面。在詹姆士、杜威等人看来，传统的真理观，无论是符合论，还是表象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无法解决真伪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有用的真理观，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人们应从行为效果来评判其真伪，否则，人们对于真伪问题就会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永远无法解决。虽然实用主义者说的实用、实效与我们讲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实践，不能同日而语，但其合理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第一，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从事何种科学研究，总是以其结果的效用来衡量其成功与否（当然效用有大与小、眼前与长远之分）；第二，正如大家指出的：尽管有用的真理观是一种功利主义，但在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和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功利观，应该承认功利无疑是现实社会的一种动力、一种助力器，这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事实。
　　③析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在工具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上，以往对实用主义者杜威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把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自然看成为工具，这是唯心主义工具论；第二，杜威过分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势必否定事物本身的价值，进而否定人类本身的价值，视人类本身为工具。我们认为，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尽管存在上面所说的问题或缺陷，但应该承认其主要方面是合理的。杜威提出了人们认识事物或人们思维的五步说：疑问、问题、假设、推理、证明，并作了详细论证。胡适将其概括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虽然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认识事物、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惟一正确的方法，更不能夸大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但是应该承认他提出的方法论，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不能否认它对于人们认识、思考问题，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④析实验的“教育论”。作为教育大师，杜威的实验的教育理论影响甚大，尽管有人认为：他提出的“实验”的教育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学校，在现实社会是不能实现的；他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精神的体现。但他从教育的理论到教育的改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无法否认的。我国解放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我们老一代的教育家所以重视杜威教育学说，并深受其影响，这除了时代的需要，即试图以进步的现代教育思想改造旧中国落后、陈腐的教育制度与方法等原因之外，还同杜威教育理论具有丰富的、合理的内容也是分不开的。在杜威的教育学说中，他不仅从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这个角度说明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系统地提出教育改革的主张。例如，他强调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认为学校是一个小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才应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反对学生“为读书而读书”，“读死书”，要求学生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学校的管理制度、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等，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理论，直至今天都还很有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人类文明大道，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文明大道。它要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8]((P362)今天我们要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一方面要从实践中吸收养料，投身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去，吸收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时代亿万群众所创造的新鲜经验；面向我国建设的主战场，回答广大群众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地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全面、深入地进行研究，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丰富我们的哲学，发展我们的哲学。
　　收稿日期：2002-04-28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5]　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