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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问延安1 孙智伟2
（1、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2、漳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 。（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
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
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且明确——以发明和完善个人道德为始，调和西方理念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用本土性的自身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完善与和谐。

启示二：发展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增强社会工作者的沟通能力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放在农村，建立乡村自发救助系统，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问题，进而向现代化迈进。他创造了一种以新文化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即“乡村组织”，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是——村学乡学，亦即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即在村建立村学，在乡建立乡学，将学校与政权机构合为一体。其“意在组织乡村，却不想以硬性的法令规定其组织间的分际关系，而想养成一种新礼俗，形著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之上。”（梁漱溟，1933：105-124）有学者认为：“梁漱溟希望的是通过学校中心废除官僚主义政府这个农民的祸根，相反，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在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政府就将与农民相联系。‘政府学校化’将反过来导致‘社会学校化’，这样就能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这种态度是设法打消农民对政府及公共事业那种传统的疑虑和敌视，而代之以农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传统的能动主义。通过村一级的参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将自地方有组织的民众，上达于与国家；而不再是发自上层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分布的官方命令。”（艾恺，1996：254）
乡农学校的组织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全体乡民）、学长（监督训导）、学董（行政管理）、教员（乡学又有辅导员）（乡村社会工作者）。用梁先生的话来说，“这四部分人就是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这四个独立不同的作用，还可以各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他，就是：学众即立法作用；学董即行政作用；学长即监督教训作用；教员即推动设计作用。”（梁漱溟，1989：697）
总而言之，他试图以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入农村，引导农民联合，实现乡村和农民自力。另外也需要经过训练，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乡村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和教化。由此可见，梁漱溟淡化了政府组织的介入，他的乡农学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似非政府组织。其中的教员和辅导员是新文化的体现者，“他们多半是外来的人（不是本村或本乡的人），他们多半是在研究院受过训练或讲习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大的团体（乡村运动团体）分派出去负责使命作新的运动的。他们都负着帮助乡下人的使命，他们得到后方大团体的帮助——材料与方法的供给，然后再用以帮助乡下人。”（梁漱溟，1989：687）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联系到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社会工作的发展太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明显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基层社会工作组织没有发展起来，各社区委员会没有转变角色，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层组织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主要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盈利组织（NPO）的形式在发展，但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原因在于，一方面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训练，理想主义精神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对独立的第三部门发展支持不足。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代化程度同西方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发展出有本土特色的非政府组织，也将是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难点；同时，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也比较普遍，如“认为咨询员是法院的法官，可以申张正气，是街道的调解员可以在两边做说服工作。当得知我们是妇联学院办的机构，就将我们当作专为受气妇女撑腰、出气、打官司的娘家人。误解和过高的期望为工作带来了难度”（李洪涛，1996b:24）。这些问题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的基层社会工作组织还能发挥出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
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对团体的科学精神的强调，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理想主义精神的培养和专业训练，对我们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通过淡化政府对社会工作的介入行为，以基层社会工作组织为起点（如大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NGO），发动基层群体能动作用，使过去由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福利发展转为自下而上的自我救助，这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不足，建设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昱以上海社会工作发展为例，指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一些社会事务放到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己解决一些自己的事务。……那么，在社会建设中，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体承接政府返回的社会事务？矫正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通过组建社会团体的方式承接由政府下放的社会事实。……这些思想和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往由政府直接管理这些事务，由政府直接为对象提供服务的行政模式，具有重大的创新意义。”（张昱，2004：9-10）

启示三立足本土，从传统中国文化中寻求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方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轴心是乡农学校和合作运动。他所建立的民间自我救助系统的核心是乡农学校，这种组织模式或曰具体方案是梁漱溟先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来的。他在山东菏泽中学的改革，正可以看成是整个社会改革方案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学校中，其“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学校也强调小组——这种存在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的非组织性的相互影响”（艾恺，1996:153）。后来，梁漱溟认识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乡约精神过于强调个人道德素质，而相对缺乏社会责任感。同西方相比，中国缺乏的是团体生活，中国人没有纪律习惯，没有组织能力。因而他认为在借助传统的乡约时，要改变其中的义务观念，“这个义务观念与以前说的义务观念又不是同一点，以前所说的义务观念只是此人与彼人彼此个人间的（如父对子，子对父，君对臣，臣对君等）；而现在要有的是：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梁漱溟，1989：664）。为此，他在具体的方案中加入培养社会成员组织观念和使其适应团体生活的内容。如“学生坚持写日记，记录感情、道德及学业上的情况，这个日记要交给班主任看，通过看日记，班主任了解了学生的内心生活，就有充分的准备给他们进行帮助。”（艾恺，1996:169）这些方法同西方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在如何使公众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提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对团体其他成员有关切心；其二是关心过问团体的公事不放松。其中的关切心，可以与现代社会工作中强调的同理心进行比较。“所谓‘关切心’，就是说，团体里面的每个份子，对于团体的事都要知道关切注意。”（梁漱溟，1989：679）。当然，关切心与同理心不是一个概念。同理心（Empathy）意思是“移情作用”，同理心是做好社会工作的前提。同理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理解其行为与感受。可见关切心是同理心的前提条件，同理心是关切心在面对面的互动层面具体而微的体现。因而，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强调同理心的伦理价值时，需要先注意对关切心的培养。
此外，梁先生还提出乡农学校不用无情义的方法，偏重德教而不是法律，多用教育而少用法律解决问题。如《村学乡学须知》中所说：“学长是要领导众人学好的。凡不学好的人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触犯刑罪！”这样的方法对于社会工作者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试图以传统心理来面对现代社会，因此，人情、面子、关系乃至情理是交往的准则。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贯穿理性主义主线的社工理论和方法，恐怕是难以操作的。
概而言之，梁漱溟通过建设调和东、西精神和理念的乡村组织，把散漫落后的乡村社会改造成一个蕴涵新的义务观念的团体组织。具体方案是建设乡学、村学、即乡农学校，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行为改变为积极的救助行动，民众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逐步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继而改造整个社会，实现乡村建设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使个人生命和生活有所保障，个人能力和人格受到尊重。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余年，尽管有本土化的旗帜，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具体方案和方法不具有文化适应性。但在目前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专院校中，课堂上仍传授的是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案和方法，教学和实践相脱节。其中有个别院校的教学实践基地对自己定位不清，似沦为咨询一类的心理医生角色。国内学者，如刘梦教授强调，“为了使社会工作扮演更有效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重点、知识和价值基础，在发达国家引进知识和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重新定义西方的概念，如社区、人在环境中等，他们需要修订和发展出植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概念性框架和方法论。”（刘梦，2001：28）但目前，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本土社会工作者的重视，也没有人去很好的反思我国本土性的社会工作，以便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具体方案。王思斌教授曾提出过亲友互济系统及其群体力量投入的本土性社工方案和方法，但并引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刘梦教授的主张可以称的上是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的本土特色给予了一个的高度概括。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应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中国社会救助问题的方案和方法，而不能机械盲目地引进或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

结语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此外，香港和台湾地区已基本完成了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借鉴的局限性。理解在当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等因素，是能否成功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关键。回首梁先生的实践，他的那种崇高的理念，对组织农民自觉的热情，和对立足本土来解决社会需求的坚定决心，那种教育者与实践者高度统一的精神无不震撼着每一个社会工作者激动的心弦。

参考文献：
艾恺，1996，《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33，《村学乡学须知》，山东邹平书店。
梁漱溟，1989，《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
李洪涛，1996，《教学基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验园地》，《中国社会工作》第4期。
张昱，2004，《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上海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刘梦等，2001，《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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