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2001年调查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公司。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  Pew  Global  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  Pledge  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以降，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  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  Knights  of  Columbus)(注：美国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国际互助慈善团体——译者注。)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  Jehovah's  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威权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里，政府调配各种资源，从政府控制的媒体到警察、到“爱国价值观”的宣传。在庆祝国庆节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会特地组织大型的阅兵典礼，展示其精锐部队和最新式武器装备。(据称，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花费数亿美元之巨。)然而，尽管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这种政府主办的、纵欲式的民族主义表现在美国的独立日庆祝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美国人也在7月4日举行庆祝游行和观看烟火，但这些活动大多是公民团体组织的，当地的工商团体提供了部分经费。
　　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政治信条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反共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不同民族主义的冲突
　　　　　美国　　　　　　　　　　　　　　　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　　　　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　　　　  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　　　　  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　　　　　  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　　　　　　　　　　  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　　　　　  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　　　　　　　　　　  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国的相对孤立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理解不够，在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碍。皮欧全球态度项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5年间，只有22%的美国人到过其他国家，与此相对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国人、60%的法国人、77%的德国人到过他国。与外国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几年间，只有30%的美国人声称“对其他国家的消息非常感兴趣”。即使“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般美国人并未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强烈兴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调查，只有约26%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消息，45%的美国人说国际事件对他们并无影响。
　　政治理想主义、民族自豪感与相对褊狭相结合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海外对此的感触颇为复杂。许多人羡慕美国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和乐观主义，承认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其他人则抵制美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不过是恃强凌弱、伪善和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带来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当美国民族主义驱动其外交政策之时，它引致了广泛的反美主义。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和内在张力、它对美国海外合法性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可忽视。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FOREIGN  POLICY  136(May/June  2003)Copyright　2003,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