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峡工程的上马，长江三峡地区在历史发展中的人地关系进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世界上的大峡谷很多，但像长江三峡这样绵延千里、两岸沉淀着五六千年人类文明的大峡谷却不多见。从204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从“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文人唱叹到刀耕火种的畲烟缕缕，从二千多年前的新滩滑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葛洲坝水利工程，无不透露出人与自然在历史上的冲突与磨合，也让人们生出诸多暇想。
在长江三峡地区，山地占72％，丘陵占23％，而平坝只占5％左右。这些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主流和支流两岸，其具体位置大约在现在的135—175米水位线之间。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中叶的几千年间，沿江平坝台地是人类主要的生息繁衍之地。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主要县级城镇都设在这些地区，如汉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州、平都、临江、南浦、朐忍、鱼腹、巫县、泰昌、巴东、秭归、夷陵等都是如此。近来考古发掘的巴东旧县坪宋城遗址、白帝城下关宋城遗址、云阳朐忍县汉城遗址、云阳明月坝唐城遗址，都体现了历史时期人们近水而居的环境。由于环境的制约，长江三峡地区人口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从汉代到清中叶，人口一直在50万至200万之间波动，人口密度一直在每平方公里5—40人之间；而三峡地区的农业垦殖指数一直在2.5％—9％之间。
在历史上，三峡地区经历了颇具特色的开发历程：在先秦时期主要以沿江采集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以沿江水田农业、林副业为主；唐宋元明清前期以沿江水田农业、近山畲田、商业转输、盐业开发、林副业开发并重。在这几个时期，广大山地仍是森林茂密的地区。唐宋时期兴起的畲田运动，由于主要局限在近江丘陵和山地，对长江三峡的整体人地结构影响并不明显。在这种结构下，形成多行业并重的局面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开发格局。农业开发虽然不够精细，经济水平不高，整体贫穷，但沿江稻作与近山畲田配合，畲田农业在人地矛盾不突出的情况下，有其合理的生态意义和产出效益。这种经济开发模式合理地利用了三峡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使产业开发与资源配置相对合理，故虽然经济落后，号“天下最穷处”，但三峡居民“未尝苦饥”，所谓“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的居民而言并不是有意识的。
明末清初，战乱对长江中上游的社会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到清初，三峡地区人口大量损耗，城市荒芜，灌丛密布，野兽横行，人烟罕见。研究表明，清初四川可能只有60万人口左右。为了开发长江中上游，清政府出台了若干鼓励移民西进的政策，如占地为己、免于起科、官给耕牛等，加上荒地对窄乡农民的客观吸引力，形成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局面，大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陕西籍移民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而三峡地区首当其冲。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农业技术层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很大。现在看来，如果这次移民高潮是以传统的水稻、小麦、粟、荞麦、燕麦、大麦种植为主，像所有亚热带山地一样，中高海拔的深丘和山地的深度开发就不可能。但实际上这次移民高潮伴随着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红薯等的传入和推广，从而使中高海拔的深丘山地的开发也提上日程。这些农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使三峡地区沿江平坝台地的居民在人口急增条件下只有向深山腹地挺进；同时对因战乱和饥荒而来的人口而言，三峡地区又具有抗损耗的免疫力，使清代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成为可能。研究表明，三峡地区在清末的人口为800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2人，发展到现在，人口已达1900多万，人口密度则达每平方公里244人左右。人口的激增反过来推进了山地开发高潮的深入，形成以旱地农作为核心的产业结构，“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所谓“必旱地皆登始为丰年”。随着大量森林的消失，多样性的生物格局也被打破，产出多样性的格局也渐渐消失，从而出现“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的局面。这种结构性贫困一经形成，一直延续至今。
在今天看来，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结构性调整问题。将“玉米、马铃薯”和山民一同请下山来，对中国亚热带山地的开发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些地区实行强制性退耕还林，不仅有利于水土保持，而且也是实现结构性调整、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当然，在目前，要实现这种结构性调整，必须解决巨大的人口压力问题，这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轻易做到的。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看，只有三峡地区随着三峡工程的启动才迎来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人口外迁的机遇。因为，三峡工程完成后，三峡水库淹没的135米至175米水位线正是几千年来这里的农业耕作核心区，因此，三峡地区现住民的迁出可以说是对三峡地区结构性调整战略的贡献。而从历史来看，三峡地区现在的人口其先人本来就是300多年前从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迁入进来的，他们今天迁出三峡地区也可以说是迁回300多年前他们祖先的原住地。
当前，随三峡工程而来的三峡库区人口大迁移、城市大搬迁、文物大发掘和大移位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大变化，可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今天，面对长江三峡135米和175米水位线的即将淹没，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城市变成断垣残壁，看着沿江许多千年古镇荡为平地，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心中难免生出一缕伤感之情。但人类历史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前进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永远是在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回首三峡地区的历史发展，看看巴东旧县坪宋城遗址、巴东老城、巴东新城、东壤坡载的发展轨迹，看看奉节下关宋城、奉节新城、奉节打城的发展，看看2000多年云阳汉朐忍城遗址、双江古城、云阳老县城和云阳新县城在沿江几十公里间的摆动，我们相信历史时期的先人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油然而生一种恋乡的思绪，但人地关系的这种复杂变化又是前人和今人难以预料的。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不乏其例，有些移民事件的规模也并不比今天的三峡移民小多少。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移民对中国区域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三峡人口的迁出是服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因而其“舍小家而为大家”的精神是高尚的。当然，我国政府将移民与三峡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将移民与迁入地的经济开发结合起来，这是人类在开发自然和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峡工程是一个全局性的工程，它为三峡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平台。面对一座座现代化的新县城和一幢幢移民新村，我们感到乡土故景被淹没后的发展就如涅后的一种新生。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就在于既能体验三峡的千古人文和沧桑自然，又能见证人类文明结晶的新三峡。深谷回音告诉我们，在人地协调下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三峡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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