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造成中国近代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难民迁徙。本文认真考察了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难民潮的形成与迁徙过程，分别阐述了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政策及其实施，展示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斗争精神。

 关键词：抗日战争/难民/迁徙/安置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战争期间，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遭躁躏，生灵被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一

“难民”是指遭到战争威胁或受到某种外力压迫而背井离乡的人。难民的产生属于社会演化中的特殊现象。难民迁徙后，可能在条件许可时返回原地，也可能在迁徙地长期定居成为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

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1］（p.113）}。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

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

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

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2］。

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操场都挤满了难民。

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

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

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

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3］（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

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

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

二

规模宏大的难民迁徙，构成令世人瞩目的社会奇观，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八一三”至武汉会战期间，各地报纸、杂志、广播都曾长篇累牍地谈论难民问题。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7日通过《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决定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专职办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及配置等应急事宜。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省及（行政）院辖市设立分会，县、市设立支会。其救济经费，总会可以动用中央救灾准备金，还可以呈请中央指拨专款或募捐。分、支会经费由地方政府从原有救济基金和救灾准备金中统筹支配，并得募捐。1938年初，行政院颁布《赈济委员会组织法》，撤消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赈济委员会，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该会最初由孔祥熙兼任委员长，后聘许世英为代理，下辖3个处：第1处负责总务；第2处负责难民的救护、运送、收容、给养及紧急赈济的办理等事项；第3处负责灾民、难民生产事业的举办及补助，灾民、难民的小本贷款，儿童的收容救济等。另设卫生所办理灾民、难民的医疗救济。该会下设救济区、各省赈济会、各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各难民组训委员会、各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及各地难童教养院所及赈济学校、赈济工厂、小本贷款处等，分别管理各类救济事务。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也接受国内外各种捐款。

赈济委员会下属的各救济区是跨省区的临时救济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重大战役、多省毗邻地区或各省市赈济会所不及地区的难民救济工作。最初以原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设置的救济区为基础，共设立7个救济区，分别管理京沪沿线及苏北浙江、皖北和鲁南、皖南及苏浙边境、鲁冀豫、豫北和晋东、绥察晋北及陕北、豫西陕东和晋南各类救济事务。每区均特派委员主持其事，一方面督促各区难民救济分支会工作，另方面直接办理救济事宜^［6］。后因战区扩大，又增设4个救济区。在沦陷区域，则由国民政府委托国际慈善团体或宗教人士缜密进行难民救济工作。

运送配置难民总站，是根据难民迁徙路线设置的非常设机构，下设分站和难民招待所，其任务主要是：运送零散难民；就地安置难民参加生产和工作；帮助解决难民的交通工具，协调和组织难民集体迁徙。赈济委员会先后在鄂、湘、晋、赣、浙、桂、川、黔等省设立总站26处，分站132处。据统计，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共设1500个收容所，收容难民达116万人以上^［6］。

各省、市赈济会，负责地区性难民救济工作。以各省、市政府主席为各地赈济会主任委员，成员分别从省、市政府委员、党部、各民间团体和地方知名人士中选聘。到1941年，豫、闽、湘、甘、青、粤、绥、陕、浙、滇、康、桂、川、黔、赣、苏、鲁、皖、鄂、宁、晋、冀22个省成立了赈济会，所属地方赈济会共1166个，救济难民9236887人。被救济的难民以江苏、安徽、湖北、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人数最多。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赈济委员会于武昌和汉口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初期即收容十余万难民^［7］。

随着一批批难民不断向大后方迁移，国民政府逐渐扩大了对其生活的救济。救济分临时和定期两种。临时救济通常在难民流亡过程中实施，包括提供日常饮食、车船费、孕妇生产补助和丧葬费等。难民伙食费初期每人每日法币2分至2角不等，以后每人每日3角，8岁以下减半。定期救济主要针对内迁难民，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难以为继的难民，发放少量生活费，以维持最低生活的需要。救济生活还包括医疗救济，如发放预防一般疾病的药品和进行临时疾病治疗等。

赈济委员会还在各地开设职业介绍所，对迁徙到大后方谋生谋职困难，而又有能力就业的难民，就近介绍职业，予以安置。同时为扩大生产，充实抗战力量，还特别开办了各种难民工厂，如赈济工厂、赈济女子工艺社、赈济实验农场等，从事纺织、染料、皮革、造纸、被服、刺绣、农艺等生产。对具有经营小商品能力的难民，则由赈济委员会所属小本贷款处和分处提供贷款，以维持生活。

再有是移民垦荒。当时，中国西部有相当数量的荒地，鼓励难民移民垦殖，不仅使难民参加生产赖以自存，对抗战也是很大的贡献。为此，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设置垦务总局，制定《非常时期垦殖大纲》，确立由中央和各省垦殖机关共同组建国营垦区和省营垦区，发动实业界、金融界和社会团体筹集资金，并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对开垦私荒的优待办法，组织内迁难民垦荒。垦荒的区域涉及四川、陕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尤以四川最集中。到1942年底，西南各省共成立110个垦殖单位，新垦耕地333万亩，安置难民近7万人。^{［8］（p. 605）}

对难民的组训和难童的收容教养，也是救济难民的重要方面。难民组训的主要内容是对难民集中进行“政治训练，军事、生产技术训练，救护特务”等，以适应战时需要。对失学的难童，赈济委员会采用建立儿童教养院的方式，并设立难童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1941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规定凡公私主办之社会福利事业，可给予一次或经常补助。到1943年上半年，国统区各省市共建立福利事业设施560所。其中，重庆实验救济院设安老、育幼、残疾、习艺、护产、医疗6所，收容老弱残疾六百余人。成都难民达数十万人，流浪儿童与乞丐比比皆是。自1939年，成都市政府在白马寺成立救济院，分设游民、孤儿、老废、妇女4所，后将孤儿所改为儿童教养院，并兼办强民工厂。1940年5月，江西救济委员会改组为“新赣南广慈博爱院”，批拨经费200万元，将游民教育所改为生活学校，义童及贫儿两教养院改为“新中国儿童学校”。难重毕业后大都找到适当的出路，或升入中学和国立师范，或选送习艺，成为掌握一定技艺的劳动者。

除政府方面外，国内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难民救济活动。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在租界内聚集的难民由于饥饿与疾病，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各界人士在租界成立慈善团体救灾会，组织部分难民返籍归乡，其余难民则在租界空地上搭建棚舍，被长期收容。至1938年上半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建立200个收容所。收容所除供给难民膳食和医药外，还开展难民教育、难民救亡活动和文娱体育活动等。为救助最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儿童，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钟可托、宋美龄、李德全、沈兹九等人于1938年3月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6月，宋庆龄与中外人士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至1939年春，便在陕西三原建立起收养有500名儿童的孤儿院。社会救济的社团，有旧的慈善机构，有宗教团体，也有带有救济性质的以地缘关系建立的民间团体，或爱国人士成立的专门机构。他们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救济难民难童，避免了中国人口更大的牺牲。

三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约有十万难民迁入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或是战争初期流亡，或是后来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残酷压迫与盘剥，转而进入边区的。与迁徙到大后方的难民相比，这些难民是比较幸运的，真正做到了安家立业。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难民的安置工作，曾将妥善安置难民作为重要的政策，并在边区各地设立移民站，专职管理难民和移民的转送与安置。各分区、县、村也指派专人负责难民和移民的生活和生产。当时的难民和移民有三种类型：一是“边区外之人民，因在原地生活困难，或因天灾影响及其他原因无法生活，而自愿移入边区居住者”；二是“沦陷区的人民，因不堪敌人压迫，而逃边区居住者”；三是“边区内地少人多区域之人民，因缺乏土地而自愿移入垦区，或经政府动员移入垦区从事开荒者”。边区政府规定：所有移民、难民，不分阶级、职业、民族，一律享受优待^{［9］（pp.199－200）}。

中国共产党对难民的安置，既包括难民迁移时提供必要的救助，也有帮助其安家立业和发展生产的长期规划。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冀、豫等地一些难民相继涌入陕甘宁地区，都得到及时安置。自1940年，周边的抗日军人家属，因在国民党统治区得不到应有的优待而移入陕甘宁边区者也不少，致使难民的数量逐年增加。据统计，1941年移入边区7855户，20740人；1943年达9863户，约3万人。陕北地区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为切实保障难民的生活并努力发展生产，抗日边区广泛开展了生产互助运动。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积极克服边区经费紧张等困难，制定出一系列优待难民和鼓励移民的办法，并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除对难民及时安置并提供救济，还规定难民可以享受政府分配土地的权利以及和边区人民同等的民主权利等，并提供各种优待条件。如，分配土地，对愿意开垦公荒者，免税3年；3年中减轻各种负担，免除兵役；优先发放农贷；发动老户调剂熟地、窑洞、粮食、种子和耕具，帮助难民；难民定居便取得公民权；严禁老户欺压难民等。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镇原、曲子、环县、华池6县）还规定：1．凡愿意到移民区从事生产的移民与难民，均由移民站发放证明书以及路费和口粮；2．迁移途中各地提供住宿、茶水等方便条件，特殊困难者，按站替接转运；3．移入新地区以后，给以住宿、饭食等招待，并由当地政府立即会同群众筹备窑洞、用具和粮食，使其及时安居下来。难民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各地政府都要提供必要的帮助^［10］。这种安置方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互助互济，另方面在政府实行普遍救济的基础上，鼓励其自行谋生，或介绍参加农业生产和到工厂做工，或介绍到机关工作、学校读书。边区政府对愿意参加垦荒的难民，明确规定其完全享有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荒地的权利；对无力购买耕牛、农具和种子者，优先发放农贷或调剂农具和生产资料，免税二至五年。如，1939年至1941年，延安县为400名难民拨地2万亩，调粮1600多石、农具200多件、耕牛1000多头。1942年又调拨种子13000斤、耕牛270多头。这一政策广泛调动了难民垦荒的积极性。1941年至1944年，陕甘宁多荒地区增加新户28300余户，计85800余人^{［11］（pp.284-285）}。1943年春，新正县安置难民946户，共2925人，发放农贷778520元，调拨口粮300石，截止5月统计，开荒即达6904．3亩。

抗战期间，边区人民都要承担运输公盐、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对于垦荒难民则“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家庭情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得全免”。对不愿垦荒或从事农业生产的难民，边区政府也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和其他活动。“在未得到职业之前，如因经济困难，不能维持生活者，得请求县市政府酌量予以救济”。“难民有病确实无力医治者，得受公共医院免费医疗之优待^{［9］（pp.200-201）}。由于边区政府重视，安置政策得当，进入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难民生活稳定，不思再迁，有的难民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赤水县河北难民王向富、屈小凤夫妇，初入边区时一无所有，后来全家开垦荒地24亩，收获粮食2700斤，除还清所借粮款及日常吃用外，剩余的粮食还足够全家7人吃用1年。子丹县河南难民李继伦一家五口，以几十包针为本钱，在边区做生意，赚到边币13．1万多元，日常生活颇令人羡慕。延安县王家沟难民李树荣起初全靠大家帮助，后来开荒种地，养牛4头、驴1头，置办新衣，每3天吃一次面、5天吃一次肉，米饭面馍成为日常口粮。难民陈长安1943年来到边区，被安置在富县三乡岔口村，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全家5人开荒28亩，不仅家有余粮，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

陕甘宁边区处于敌后，与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国统区地处大后方，资源丰富，还能得到大量外国援助。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日寇与国民党军队重重保围之中，物资匮乏，存在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在安置难民过程中基本采取政府帮助与群众互助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老户的积极作用。有的难民到陕甘宁地区投亲靠友，有的与老户关系密切，提供借贷也不需要返还。如，宜耀4区难民郭永清，长期居无定所，途径六百窑村，在老户郭起富帮助下，打了窑洞，又靠政府拨给的十几亩地，最后定居下来。有的难民举目无亲，就由政府救助并发动老户帮助。还有些难民得到八路军的帮助，像固临地区八路军曾安置19户难民，不仅拨出粮食、土地，还帮助耕种，难民交口称赞：“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当兵的和当官的。”^［12］

为切实搞好移民、难民安置工作，边区政府不断加强教育宣传，并要求各分区、县、村逐一订立计划、指导落实，特别强调清除工作马虎与守旧排外的思想。广大群众看到政府这样重视难民，纷纷行动起来，献计献策，积极为难民定居和就业提供服务。如，著名移民英雄冯云鹏，仅1943年就安置难民174户，其作法是：l. 先安置好住处；2．利用难民找难民；3．对难民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4.任何困难都帮助解决；5. 随时注意难民的情绪，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因此，难民对他十分信任，有事都找他商量。

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许多难民打消了“他乡作客”的思想，祛除了疑虑，很快定居下来。昔日荒僻的原野，形成一个个繁盛的移民村落，贫瘠的土地被开垦为良田，难民普遍过上了好日子。如，赤水1区模范移民村蒙家渗，是在县移民委员会指导下创建的。全村22户，有32个劳动力。1943年春开荒260亩，秋收时，谷子每亩收获7石，玉米每亩1石，洋芋每亩36石。村民普遍购买了牲畜和农具，还及时补种了冬麦。该村难民梁发功，全家5口，开荒24亩，收获粮食24石，足够l年吃用，并买了牛犊。难民赵注云，仅母子两人，开荒20亩，收获15石，足够两年吃用。许多难民进入边区后，第一年打下基础，第二年成家立业，第三年发展为中农甚至富农。他们都说，多亏政府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好像上了天堂”^［10］。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原本是一场严重的民族劫难，但由于国共两党采取了积极的安置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难民的安置，使绝大部分难民在后方地区很快与当地民众融为一体。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战，并且冲决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发展的隔膜，加强了东西部地区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使西部地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流入，一批批先进的工厂建立起来，加快了西部经济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西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人口增加了，不同籍贯、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语言方面也在进步，普通话得到推广，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变化。陈百孚在《中日战争之影响》一文中谈到难民迁徙时说，外省同胞到了内地，“他们与本地人之间往往发生极亲密的关系。他们学习本地语言，他们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他们消费本地的物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有时甚至和本地人建立了婚姻关系。反之，外来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员，以及工匠人等，也替本地人尽心服务，可见人口大量移植的结果，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益的。”^{［13］（p.28）}

 参考文献：

［l］《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满铁调查月报》第92期。

［2］《申报》，1938年2月11—12日。

［3］《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4］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5］《大公报》，1938年3月12日。

［6］《赈济委员会关于抗战爆发后至1938年6月工作报告》，1938年7月7日。

［7］《武汉撤退的初步探讨》。《武汉党史通讯》，1988年第4期。

［8］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

［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0］华醒：《怎样使难民安居乐业》。《群众》第9卷，第1期。

［11］《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选编》。科学出版社，1958年。

［12］白蕾：《移民难民的乐园》。《群众》第9卷，第16－17期。

［13］《时事类编》，第48－49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