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尧都的记载

有关尧都位置，在古代文献中有几种不同说法。

《汉书·地理志》中没有提到尧都和尧都的位置，只是提到尧冢或尧灵台：“济阴郡┄《禹贡》荷泽在定陶东。属兖州。┄定陶┄《禹贡》陶丘在西南┄成阳，有尧[冢] 灵台。《禹贡》雷泽在西北。”灵台为古代祭祀用的祭坛。《诗经·大雅·灵台》篇，即描写周人在祭坛上进行祭祀的情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济阴郡成阳的尧冢或灵台，无论是尧冢或灵台，都表明这里曾是尧的政治中心。如果是尧冢，那么这里是尧的活动中心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是灵台，那也应是其政治中心。灵台作为祭坛，应位于其政治中心，如周代的灵台即位于都城丰镐附近。汉代济阴郡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西部菏泽地区。

关于尧都，见于《史记·正义》引徐广所云：“（尧）号陶唐”；《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子裔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1

郦道元《水经注》的“汾水注”中记载了尧都：“尧都平阳”。平阳即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这是有关尧都位置的最明确的记载。

至于尧的都城是否有过迁移，在上述文献中都没有交代。

宋代司马光在《稽古录》中记载帝尧“初封于陶，后改为唐，故曰陶唐氏。”与以前的说法不同。一般认为，《稽古录》中的与前人不同或以前的文献中所没有的记载，也必定是有所依据的。但司马光并未明确交代他所记载的“陶”位于哪里。很可能“陶”的位置在他的时代或对于他而言是明确的，故他没有必要进行交代。

陶作为地名，最早见于《禹贡》，郦道元在《水经·济水注》中又详细地考证和记述了其方位。据郦道元所记述，《禹贡》中的“陶”即陶丘，位于鲁西的定陶县境内。陶的位置似乎很清楚。但由于司马光对“陶”的位置未作明确注释，因此，今天尚不能肯定地认为，他所说的“陶”，就是位于今山东省西部菏泽地区的定陶地区。

由于今天在山西临汾地区保留了大量有关尧的文物，有尧庙、尧陵及一些传说，又有《水经注》等记载，尧庙和尧陵中还有一些元明以来的碑文，故有的作者认为尧一直是以临汾地区为活动中心，尧都就是位于临汾地区，认为文献中所记载的“陶”和“唐”都是位于临汾地区。特别是近年在临汾地区的陶寺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中有规格很高的墓葬，以及有精致的玉器，公元2000年夏季，在陶寺遗址又发现城墙遗存。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临汾作为尧都所在提供了较有力的证据。虽然也有的作者也认为“陶”是位于今山东省西部菏泽地区，但这里迄今没有发现有关尧的文化遗存，尽管可能有一些传说，但没有充分的证据。

由于古代有关尧都位置的记载很含混，故导致长期来对尧都位置存在不同说法。

二、从鼍鼓文化与自然环境试论尧的发祥地

考古发掘在陶寺遗址出土的众多龙山时期遗存中，1值得提及的有鼍鼓和竹鼠2。这两类出土物对于认识陶寺遗址人群的来源有重要意义。

鼍鼓是用鼍皮做鼓。用鼍皮做鼓，在中国古代很盛行。鼍即扬子鳄。用扬子鳄的皮做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

“鼍鼓”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灵台》篇，有“鼍鼓逢逢”一语，表明周人在灵台上进行祭祀时是用鼍鼓作为乐器，击打鼍鼓发出嘭嘭的声音，产生一种庄严的感觉。灵台为周人祭坛，位于周人都城丰镐附近。《史记·李斯列传》中有“树灵鼍之鼓”，表明可能秦代在黄河流域还用扬子鳄的皮冒鼓。用鼍皮做鼓，是中国古代很有特点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应当是和特定的环境有关的。鼍鼓文化的形成，首先应当和扬子鳄的分布有关，应当是在有扬子鳄大量分布的区域，而且是经过很长时间形成的。扬子鳄属爬行类，今天分布在长江流域，栖息在江湖水体的岸边。扬子鳄生存的环境需要较温暖的亚热带气候和多湖泊沼泽的环境。位于今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有可能是鼍鼓文化的发祥地。古代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湖泊沼泽很多。如位于今山东西部地区的平原就有著名的大野泽等诸多湖泊。3在距今8000～3000年期间，全球气候较今天温暖得多，被称为全新世中期或全新世大暖期4。在这一温暖时期，亚洲象、犀牛、水牛等喜暖动物分布到华北地区。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象、犀牛等喜暖动物遗骸，同时根据甲骨文中有关殷商时期猎象的记载表明，当时在黄河下游和晋东南地区有喜温暖的亚洲象栖息。在河北省阳原县的全新世中期地层中，出土了象的遗骸1，又据中日考古研究者在岱海地区石虎山遗址联合考察，在距今约65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水牛遗骸2。这些事实表明，全新世中期亚热带北界在北纬400甚至更北，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因此，扬子鳄分布的北界也会比今天大大偏北。在全新世中期气候温暖湖泊沼泽广泛分布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和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为扬子鳄提供了极好的生存环境。

鼍鼓文化出现于何时，现在尚无考古证据。但在山东兖州王因遗址和在大汶口遗址出土有扬子鳄的遗骸。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先民猎捕扬子鳄的最早的考古证据。考古发现的这些扬子鳄遗骸可能与鼍鼓文化有关。出土的这些扬子鳄的遗骸表明，早在5000-6000年前时期，先民已在猎捕扬子鳄了。先民猎捕扬子鳄做什么用呢。笔者认为不是用来食用的，因为那时可以猎捕作为肉食的动物很多，如鹿、野猪等草食动物和鸟类的数量都是很多的,而很少猎捕食肉动物来作为肉食的来源，古代先民猎捕肉食动物主要是为了获取其毛皮，如虎、豹、狐狸等动物，或为了某种特殊用途而猎捕肉食动物。扬子鳄也是肉食动物，与那些草食动物相比，要相对较凶猛些，而且扬子鳄体肉较少，因此，古代先民猎捕扬子鳄可能不是为了获取其肉，而更可能是为了获取其皮。扬子鳄的皮非常坚韧，不适合做保暖和护身用品，但用来做鼓却是很好的材料。因此，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先民猎捕扬子鳄，很可能是取其皮用来做鼓用的。鼍鼓文化很可能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

值得讨论的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但陶寺遗址所在的地区，不具备形成鼍鼓文化的环境条件。虽然陶寺遗址的时代属于全新世中期，气候要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可能还有湖泊沼泽，这里出土有竹鼠的遗骸，以及用蚌壳制做的工具，蚌壳可能是当地所出，都是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的证据，具有亚热带的特点，但根据对陶寺遗址的花粉研究结果，当时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长着油松以及多种阔叶树，有桦、鹅耳栎、栗、椴、榆，还有榛等灌木3，这些植物所反映的是暖温带的气候，综合这些事实，可以认为，陶寺遗址的时代，临汾地区的气候大致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边界地带。陶寺遗址中出土有鳄鱼遗骸，表明这里当时可能有扬子鳄生存，但考虑到这里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界地带，对于扬子鳄的生存来说，并不是最优越的环境，这里当时不可能有大量的扬子鳄。因此，临汾地区不可能是鼍鼓文化的发祥地。从气候环境而言，全新世中期最适合扬子鳄生存的地区当在江淮和黄河下游之间地区。作为龙山文化后期的陶寺遗址中有鼍鼓，很可能这里的鼍鼓文化是从黄河下游地区的人群向这里迁移而带来的。能将一种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而被保持和延续，必须有数量很多的人群，才能保持原来文化的特色。如果是数量较少的人口迁移，原来的文化将会消失，而被所迁移地区的文化所同化。陶寺遗址鼍鼓文化的存在，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从鲁西地区向临汾地区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竹鼠遗骸，也可说明陶寺遗址的人群是从黄河下游地区迁移来的。前已述及，竹鼠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今天的江南多竹地区的人们，也很喜欢猎捕竹鼠食用，因竹鼠的肉很肥美，被视为山珍。笔者曾在江西赣州的大庾地区考察，在乡间吃到竹鼠，并了解到吃竹鼠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或爱好。而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在龙山文化时期虽然可能有竹鼠栖息，但根据对该遗址文化层中花粉的研究，当时这里的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并不是亚热带植被，因此，竹子在这里虽然有可能生长，但数量当很少，因此，竹鼠在这里不可能很多。原来土著在这里的人群，不可能有吃竹鼠的爱好，这里有很多其他食草动物可以猎捕，如鹿等。正如西北或青藏高原上，虽然也有水体，其中也生存着鱼类，但这里水体很少，鱼也很少，古代生活在这里的诸民族，多没有吃鱼的习惯或爱好，甚至将鱼视为怪物或神灵，只是近年才逐渐也吃鱼。陶寺遗址的居民猎捕竹鼠，无疑是食其肉的，因竹鼠除了可供食用，别无其他价值。笔者认为，陶寺遗址的先民食竹鼠的爱好，表明这里的居民，不是原来的土著人群，而是从黄河下游的多竹地区迁移来的。很多事实表明，古代在沿黄河两侧地区，可能有较多的竹子分布。如汉唐时期，在关中的西安地区有较多的竹林分布，汉武帝时曾大量伐淇园之竹以堵塞黄河瓠子决口，今天在河南博爱地区还有大片竹林分布。在半坡遗址出土有竹鼠遗骸，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食用竹鼠。古代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竹林分布当会较多，要比关中地区更多，吃竹鼠更应是他们的爱好，虽然迄今还没有在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中有竹鼠的遗骸发现，但将来可能会通过考古研究表明居住在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古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有食竹鼠的爱好。笔者认为，陶寺遗址中竹鼠遗骸的出土，也表明该遗址中的居民，是从黄河下游地区迁移而来的人群。

上述讨论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确存在从黄河下游地区向这里有过较大规模的移民。司马光《稽古录》所记载的尧将政治中心从陶迁移到唐，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其所称的“陶”，当是位于今鲁西地区的定陶。而“唐”究竟在哪里？迄今在临汾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陶寺遗址。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所在地，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规模很大并随葬有多种玉器的大墓，又发现城墙的遗迹。这些事实似乎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就是“唐”的所在。如果在临汾地区发现比陶寺遗址面积更大、出土文物等级更高的遗址，则当另论。

三、尧迁都的原因试析

尧为什么将其政治中心从位于今山东省西部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陶丘迁移到今山西省的临汾地区呢。

首先，应当指出，古代的陶丘，所处位置和环境条件是较优越的。这里地处华北大平原，属黄河冲积淤积平原，土壤肥沃，河网纵横，灌溉方便。据《水经·济水注》，古代有济水流过。济水在这里分出一支流，经菏水向东南流去，注入泗水。这样一来，以陶为中心，通过河水和济水，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故陶被司马迁称为“天下之中”：“以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之所交易也，治产数千金┄”（《史记·货殖列传》）陶在古代作为政治中心，是有其地理基础的。尧的部族在这里兴起和发展是有其道理的。

尧为什么要离开这样一个条件较优越的地方，将其政治中心从鲁西地区迁移到汾河谷地，这一迁移，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也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迁徙，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看，这是很了不起的迁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这样的大迁徙，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原因，是不会轻易进行的。在有关尧的文献中，没有关于战争的记载，因此可排除战争的原因。在有关尧的文献中，有大洪水的记载。《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五帝本纪》：“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显然，这是极为严重的大洪水。故气候环境的灾变事件可能是导致尧将政治中心迁移的原因。尧的迁都和大洪水是否有关系？前人没有谈及。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

现有研究表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和湿润的气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呈现波动，既有较温暖湿润时期，也有相对较凉和干旱时期。在距今约5000年前，气候呈现冷而干1。大致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即距今4500多年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还要早些，气温又为一个急剧升高时期 2。这一时期，正是龙山文化后期。

一般来说，气候变暖，导致气候带北移，华北大平原地区以及黄河流域的降水也相应有较大幅度增加。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大平原上的陶丘，地势相对低洼，是豫东和鲁西地区降水汇聚之地，古代有大野泽，就位于定陶附近。另外，陶丘所在地区也是黄河泛滥区。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中期，气候急剧增温变暖，导致华北地区降水有较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这里内涝积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同时，黄河水量也比今天大得多，洪水也会变得更频繁。在尧的时期，陶丘所在地区，内涝和频繁的黄河洪水，是尧将其政治中心迁移的主要原因。《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和《稽古录》中关于尧时期大洪水的记载，可能正是反映了这一气候环境背景。古文献中关于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和大洪水的记载，有其真实的气候环境背景，并非虚构。

为了躲避黄河下游的大洪水，尧将其政治中心迁移至唐，即今临汾地区。从地理环境

而言，这里被尧选为政治中心，也是有其道理的。

汾河谷地，是黄土高原最东部的一个最大河谷。而临汾盆地，又是汾河谷地中较大的一个盆地。汾河谷地中的另一个盆地，晋中盆地，在古代则主要为水体所覆盖。《尔雅》中所记载的晋的昭余祁，为全国最著名的十个湖泊之一。根据现代研究，昭余祁占据了晋中盆地的大部分，南北长达上百公里。由于古代存在着一个大湖，晋中盆地在古代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相对较小。而临汾盆地，不仅有宽阔的汾河谷地，而且从谷地向两侧，有相对较高畅宽阔的黄土台地。陶寺遗址就是位于这样高畅宽阔的台地上。从台地再向两侧，还有山地。高畅的黄土台地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不受洪水的淹没，环境较干爽。前已述及，陶寺遗址的花粉研究所得出的植被构成与动物组合的特点表明，临汾地区的气候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结合部位或过渡部位，比今天这里的气候环境条件要优越得多。这样的气候环境，在夏季，不是很炎热和潮湿，而在冬季又不会非常寒冷，从人居环境而言，这里很适合人类生存。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陶寺遗址所在的高畅宽阔的黄土台地上的厚层黄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据对襄汾陶寺遗址考古研究以及笔者在该遗址的实地考察都表明，这里的龙山文化层的土层为黑褐色土。这种土壤腐殖质含量较高，为先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土壤，很适合旱作粮食作物粟等生长。而且，这里当时的降水也比今天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而从临汾盆地再向西或再向北，自然条件就相对要差一些。降水量逐渐减少，也逐渐变得寒冷，气候环境逐渐变得干冷，对于农业生产和人居环境来说，自然条件逐渐变得严酷。

由于那时气候较温暖湿润，植被当很茂盛。茂密的天然植被，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为先民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在陶寺遗址中就出土有鹿的骨骼和竹鼠的骸骨，应当是被猎捕作为食物而遗留下来的。

另外，尧的时期，临汾地区气候环境比今天要温暖湿润得多，有较多的水体，水中栖息着多种动物，如蚌等，为先民提供多种食物来源。

从交通条件来说，临汾盆地也相对较便利。下面将详细阐述。

总之，尧选择临汾盆地作为其政治中心，是最佳的选择。

四、尧迁都的重要意义

尧选择今临汾盆地作为其政治中心，将政治中心迁于唐，促进居住在不同地理环境的人群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临汾盆地所在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这一交流和融合。一方面，从气候与植被角度而言，龙山文化时期，临汾地区的东南部和南部，是亚热带的暖湿气候，农业生产在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其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则是较干燥和相对较冷的暖温带和温带气候，畜牧业和狩猎采集在生活中占有相对较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从地形角度而言，临汾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南部，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接合部。它的东面，越过太行山脉，便是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它的西面和北面，是面积广大的黄土高原。在黄土高原的北部，是辽阔的内蒙古高原。

临汾地区的南面和西南面，是河洛地区和关中地区。从这里沿着汾河谷地，向北可以到达蒙古高原，向南可以到达渭河谷地（关中平原）和今天的洛阳所在的伊、洛河盆地，向东为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向西，经渭河谷地或向北经汾河谷地，可到达西北的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地区。显然，临汾所处的位置使其形成一个非常广大的交往范围，这一交往范围要比尧原先所在的鲁西地区大得多。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生存在各不相同自然地理区域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融合，提供了有利基础。在龙山文化时期，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在谋生方式、食物构成、文化与习俗等应有所不同，形成有各自特色的人群。尧将政治中心有鲁西迁到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临汾地区，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尧典》中的“四嶽”，可能是反映了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民族的融合。“四嶽”当指位于尧的政治中心（今陶寺遗址）四个不同方位的部族或民族。 《尧典》记载的“四嶽”与尧的关系表明，尧已将“四嶽”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尽管对这样一个政治体系的性质究竟属于国家还是部落联盟，今天尚不能作出定论，但这对于促进位于今天中国版图的各个部族或民族及他们的文化的大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后来夏以及商的建立，无疑都发生了巨大作用。而这样一个统一政治体系的形成，是和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唐”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正是由于将政治中心迁移到唐，有了与“四嶽”的便利的交往条件，促进或加强了这一统一和融合的过程。

前已述及，陶寺遗址出土的鼍鼓表明，在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鼍鼓文化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被带到这里。考古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原来仰韶文化的关系，不存在文化的断层，而是有继承关系1。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陶寺遗址出土的遗物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并对这一文化融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陶寺遗址一方面融入了河套地区的文化因素：“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斝。”同时他又指出，陶寺遗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因素，其“特点是大墓有成套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和如彩绘龙纹、三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种文化熔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山西晋文化研究会上，还作了一首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该诗落脚点是晋文化的渊源，同时又更明确指出了陶寺遗址的陶器文化与内蒙古岱海地区陶器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陶寺遗址与夏商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陶寺遗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因素这一事实，为陶寺遗址的人群是从鲁西平原迁移而来提供了有力证明，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尧将政治中心迁移后，对文化的融合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田广金先生又进一步阐明了内蒙古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的斝式鬲到鬲的发展序列，以及老虎山文化的鬲向南传至晋南的陶寺遗址，形成了以太行山为界线的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区，以后，鬲形器又成为夏、商、周文明的代表形器物之一1 。

陶寺遗址出土遗存中可能还有一些能反映文化的融合，如玉雕品等。

总之，尧将政治中心从鲁西地区迁移到临汾地区后，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继往开来，为后来的夏、商、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尧都和尧文化的研究，对于揭开中华民族上古史传说时代的神秘面纱，将中华民族历史向前推演，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尧与尧都和尧文化研究，对于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特别是有关大洪水传说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