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规范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
　　（一）规范的目的是有利于交际。（二）规范的对象是可能给交际带来某些情况或者问题的语言现象，而且是规范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语言现象。还是郭沫若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开幕词》里说的：“……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上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1页，科学出版社，1956）不是所有的语言现象都要去规范一下，要管应该和能够管的，不要管不该和不能管的。主要是面向社会的有较大影响的用语，如报刊用语，广播电视用语。（三）规范的标准是看交际值即交际到位的程度，这是同语言的功能相一致的。交际值里包括感情、色彩等。如“手机”是口语词，是俗称，“移动电话”是学名，两个词都说。总的是文和质结合。大的规范的原则应该是有利于交际的原则。经常是多种综合的下位的基本原则有：1.必要的原则。看是否填补了汉语词汇的空白，普通话中是否有这些词语。如“博导、一国两制、减肥”。2.丰富的原则。即丰富了汉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词语反映了新的观点、新的事物，这跟上面一点交叉；二是新词语提供了有用的同义或近义形式如“的士、健全人”。3.经济明白的原则。经济，如“扫黄、共识”等双音节化的简称。明白，即表义清楚，让人理解。如表示设备等的“硬件”和表示管理等的“软件”。表示人才的“活件”就比较牵强。4.符合结构规律的原则。即符合汉语允许的大的结构规律。如“泼辣”和“洒脱”合成的“泼脱”，就比较牵强。5.重视国际通用的原则。有些东西汉语中没有译词，不用字母词就难以交流，有些字母词又回避不了，如"CT"“B超”。6.大汉语观。要考虑到汉语使用广大地区的情况。如"E-mail"，台湾用“电子邮件”。大陆规定术语时应考虑到世界华人区，沟通一下好。7.品位的原则。品位主要指思想性，列在大规范观里。一是过于粗俗的从严，如“搓蜜”。但反映社会消极面的需要存在，如“包养、三陪”。二是注意适当的避讳。三是要有动态的观点。8.使用和动态的原则。不存在抽象的不分使用情况的规范。有时候不是词语本身的问题，使用也很重要。还有“BP机”到“呼机”，“大哥大”到“手机”都有个变化的过程。9.引导的原则。我们常说鼓励创造，常说规范有利于创造，但是我们很多关于规范的意见和规定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我们要在规范的原则里列上这一条。一是指鼓励创新，二是指规范策略。（四）词语的规范有一定的特点。新词新语的规范更有一定的特点。不能拿别的词语规范的特点来要求新词新语。1.新词新语的特点就是新。一是用的时间短用的人少，就不能拿用的时间长和用的人多来要求。二是新颖，就不能拿稳定来要求。三是人们还不怎么熟悉，一方面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让人好懂，另外一个方面不能拿一些人不懂来指责它。四是其中包含着许多创造，而我们可能不容易判断，所以要特别宽容。不同形式往往是色彩不同，不要轻易地只要一个。真正是完全同义而一时难以取舍的可以先都留着。2.还有田小琳提出和做了初步研究的社区词，指形式上是普通话词而在某个社区流通。这个语言现象和新的观点，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并且尽量在我们的研究中体现。3.规范的策略和途径也有些不同。词语的规范同文字、语音的规范不同。文字、语音的规范可以由管理机关、职能部门经过调查研究，确定标准来推行。即使这样，人们平常口说读音的差异、手写文字形体的差异，也仍然存在。因此文字、语音的严格规范也只能在一定范围中实现。词语规范的实现是另一种情况。人们接受某些词语，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一是简易经济的因素，如“扫黄、共识”；二是求新求异的因素，如“氛围（气氛）、大腕／大款（富豪、阔老）”；三是丰富语言的因素，如“生猛、靓丽”；四是名人、权威机关的引导，如“出台、举措”；五是传媒的推广。此外，词语本身的因素也起作用：一是双音化的因素；二是语言发展中类推的作用。这些因素又分为几个方面：一为语词的来源：有音译、意译、方言、港台、名人等。二为语词本身的条件：有双音、新异、经济、理据等。这些因素互相作用，此消彼长，形成一种合力。传媒、管理部门的倡导起很大作用，但语词本身的条件也很重要。因此，在词语的规范方面，语言学家的作用是提出有根据的意见，但仍要借助管理机关的倡导以及传媒的推广才能起作用，单一因素不行。要正确估计语言工作者的作用。语言工作者只能因势利导，要看准“势”。这是在操作时首先要考虑的。以为定出标准就是万能的，一呼百应，这不可能。词语规范比语音、语法难。难在词汇的数量大、变化快、标准不明。每个词语的性质不同，是有个性的存在单位，用衡量这个词语的标准去衡量那个词语可能就不行。词汇系统是开放性的，自由度比语音、语法大得多，词语的变化也太快。除了明显不规范的词语可以马上决定，大部分词语不能操之过急。　　　　
　　　　三　关于“生造”
　　（一）1980年以后，生造词的研究有所深入，但还局限于产生的原因、辨识的方法等具体方面。虽然也提出了判定标准，但实际并不明确，仍然划界不清，难以操作。因此也就很难避免出现今天说是生造词明天又不得不承认是规范词的尴尬。我们认为“生造词”的提法恐怕有问题。生造词实际也是新词。只不过许多文章所列举的生造词大多出现于文学作品，频率低，范围窄，因而人们感到陌生，自然就看着不顺眼、听着不顺耳、不能望文知义了。自1955年以来，防止生造词和不断消灭生造词一直是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生造词的说法在20世纪50年代也许有它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在今天，社会和语言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语言规范观也发生了转变，生造词的说法就显得含混模糊，不够科学了。如果我们仍围绕着生造词做文章，恐怕很难有所突破。“品位”和“规范度”的说法比较有意义。新词语确有规范与否、规范的好与不好之分，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分析评判，如表义、构词、语音、频率、范围等，进而认定它是可以被接受的还是需要淘汰的。似乎没有必要非定位在“生造”上不可。（二）以前说“生造词”或“新造词”，都是指以前没有的、新的形式。只是一般认为，新造词必须要符合现代汉语构词规律，否则就是生造的，不规范的，没有生命力的。另外，新造词必须适应语言表达实际需要，词汇中已经适应这种需要的词语，就不能再造了，否则也是生造。这种说法是比较笼统的。有的我们都认为是生造词，可以说是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如仿造的一些形式像“下了一夜劲雪”（仿造“劲风”“劲敌”等），“感到工作乐味无穷”（比附“乐趣”），“被人殴揍了一顿”（比附“殴打”）等，这些不怎么为人们接受，但原因似乎不是不合构词规律。此外，认为词汇中“已经有现成的某个词，不必另造某一个新的词”这种要求也显得有点简单化。实际表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多方面的，有时候就是为了和已有的不一样，为了新奇。如“锋尖的匕首”，“锋尖”是个生造词，但不能说是因为有“锋利”“尖锐”就不必有“锋尖”了；“锋尖”不好还有别的原因。（三）新造词语当中确有一些生硬拼凑、难以为人们接受的词语，如“成立了剪纸、舞蹈等课外兴趣小组，并重点培养吹歌艺术人才”（吹歌），“哪一部是最受追捧的影片？”（追捧），“本报近期将推出绿色环保分类广告，即绿环信息集装箱”（绿环）等。这些都是规范度或者品位度不高的问题。（四）两个双音节形容词或者动词常常能合成一个双音节词。有一种情况是并列的两者之间有“而”或者“又”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比较牵强，也比较难合成，如“泼辣”和“洒脱”，而且“泼脱”的构音也有些不妥，像拟声词。即使有不少“而”或者“又”的关系也不一定能合成。否则“而”和“又”一类的短语不是只起过渡和松开的作用了吗？像“灰颓”里的“灰心”和“颓丧”，后者还包含了前者并且程度又甚于前者。从“又”的关系方面来看，色彩一褒一贬，也合不成。合成一个词，还合得好，要有达意、逻辑、读音、色彩等好些方面的考虑。
　　　　四　关于简称
　　（一）简称跟原词。缩略语是原词语缩略而成的，它必然是后生的。即原形出现在前，缩略产生于后。一些汉语缩略语词典把“朝鲜、俄罗斯、印度”说成是缩略语，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词在汉语中早就出现了，不能都看成是某个国家全名的缩略语。缩略语出现后，一般说来是与原词语共存的。缩略语与原词语不是一个取而代之、新陈代谢的关系，而是互有特点、互相依存的关系。当然这里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有差别。缩略语的使用范围要广得多，使用频率要高得多，原词语反而变得很冷僻，很少有人使用，但绝大多数没有潜藏。如“冠心病、高考”，这些缩略语可以说已经词化了。有些缩略语能量很大，超过了原词语，如“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其原形现在几乎无人知道。大多数缩略语与原词语是要长期共存的，对于缩略语和原词语来说，共存是一般的、基本的，取代是个别的、偶然的。缩略语与原词语在表达意义上是一致的、等义的，但是它们在风格上、情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说来，原词语比较庄重和细致，缩略语则比较简洁和明快。因此缩略语在语言修辞上也有一定的作用。缩略语的创造，多数具有类推性，即创造了一个缩略语后，可以类推出一群成族的缩略语。缩略语的能产性是很强的，不仅表现在它自身的成族创造，而且还表现为成为构成新词的一部分，有了构造新词的能力。有学者曾经提出全称和简称并存的时候说明简称还是不稳定的，是临时用法。实际上，简称除了经济之外，有比较随意等新颖色彩。嫌繁嫌正式的时候想到用简称，可是用简称肯定要失去一些东西。而且随意，有人是不喜欢随意的。有时候有几种简称，有的又简得不够好。人们接受简称本来要有个过程，加上有的简得不够好，人就更有意见。例如数词式的，的确有的是套套，往往是出自擅长搞套套的人之口。缩略词的现象比缩略语多，缩略词不一定有原形，数量很大，构词方式也不是原来的五六种方式能解决的，如“的哥、的姐”等。（二）简缩手法和简缩词语。脱离具体语境（狭义语境、广义语境），所指代意义独立稳定的，就能固定而使用开来。否则，对具体语境依赖性较大的，就固定不下来，用不开来。如：仅仅用于标题的“寄小、经谈”；仅仅用于某些场合的“热巧、女配”。数字式简缩尤其依赖语境，很难独立稳定下来。二是具有一定能产性的。否则多为临时用法。数字式简缩除应适应上述两条原则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意义方面：一是代表性。提取字要能足够代表被简词语意义。如“三好、三废、三通”。但“三开、三信、三青”就差一些。纯数字式的如“五四三”更是谈不上代表意义，可以说是意义非常不明确的暗号。二是有理性。若干同字词语首先在逻辑意义上有并列的道理，不是硬凑的、一味形式化的。三是一致性。提取的字，词性要一致。如“三头干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完全是凑在一起的。关于简缩手法和简缩词的区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数字式一类的，许多人意见大，许多人也没有都收录，但是在某些场合某些时段有交际价值，不能认为是不规范的。我们现在认为是规范的，但是没有词汇化。简称手法还有《红》《要略》《讲话》等。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是语文性的，在别的领域里可能是已经词汇化了的，不一定是语文性的。（四）有关规范原则。前人提到的一是两个平列的附加语公用一个被附加语，古已有之，但不太自由。如“演职员”不太好，“大小学”不能说。“挑应战、劳畜力、长短处”生硬。二是用数字概括平列的几项，省略太多，初次看见简直无从猜测它的含义，应当少用。三是县名不宜用简称。四是“市计委、市纪委”在广播里要区分，“中指委”在广播里用效果就差些。（五）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有的简称不完全是代表字的问题。如“考研”，指考研究生，已经占位了。所以指“考试研究”的就不容易进来。不是说这个“研”本身着重指研究生而不是考试。“律考”就同“路考”的格式相同而不同于“考研”。二是过去曾有人认为，政府文件中不应出现缩略语，用了似乎就有损于文件的庄重与严肃。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半个世纪前，政府文件中就出现过一大批缩略语，现在政府文件中使用的缩略语就更多了，并没有影响到文件的庄重与严肃，反而使人感到简洁明快，有助于文件的贯彻执行。三是关于数字式缩略语，现在用得很多。如“211工程”，在本行业、本地区相当流行。四是对缩略语的使用应有不同的宽容度。如：“华东师大”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同指的“华师大”在上海和整个华东地区通用。不同的范围里可以有不同的缩略语，要有不同的宽容度，在有些特定场合可有临时简缩。可见其区别性特征也还脱离不了地域的制约。五是有的词语演化为缩略语时，不同的人提取的语素不同，即一个原形有多种缩略语。这里有的有优劣之分，有的难分高下。如：爱卫会／爱委会、清华（大陆）／清大（台湾）、房管局／房地局、文研所／文学所、邮编／邮码。如何解决？要共存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的发展趋势不完全一致。如“爱卫会”用的多了，因它有区别性特征。但“邮码”比“邮编”更有区别性特征，却用的不多。六是有时孤立地看某一个缩略语，觉得不规范，总要有所责难，但放到同类成族的缩略语中，就觉得并非不规范，而是相当合理合法了。如有人认为“工行”缩略得不合理，但如果和“建行、农行、交行”放在一起并列，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了。六是我们今天认为规范的一些缩略语，其实它们的表义未必明确，区别度未必高。有的缩略语使用寿命很短，因为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短寿，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产物，缩略语本身却不见得有何不规范。可见，表义明确与否、寿命是长是短不能视作规范与否的标准。规范与否除了受词语本身内部诸因素的影响，恐怕更多的还要受词语外的某些因素的制约，而我们对这些因素并未完全认识和深入研究，未及本质。这也提醒我们，规范与否不能只看词语本身，一定要考虑到词语外的因素，要看使用。七是新词语的简缩与人们对新词语表达内容的认知程度有密切关系，人们对新词语表达内容的熟悉程度，常常影响简缩词的产生与被接受。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动态的，因此，对新词新词的简缩也应持一种动态的观点。有了动态的观念，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新词新语的简缩。例如，“考研”一词，可以由“考试研究、考察研究、考证研究、考研究生”简缩而成，但人们现在只是接受最后一种简缩，主要原因是社会上研究生入学考试比较火爆，人们对之相应比较熟知。而如果研究生入学考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有那么大的影响，而人们对各种考试的认知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们对于“考试研究”简缩，或许也可以接受。八是对于科技方面的术语或行业专有名词，无论是原形式还是缩略形式，语言工作机构应与有关部门合作，参考境外或民间已有的相应说法，事先规定其规范的称呼及规范的缩略形式，以避免混乱，减少分歧。
　　　　五　关于外语词、音译词、字母词和借词
　　（一）外语词、音译词、字母词和借词等使用频繁，形式多样。音译词、字母词的出现和使用势头，将随着我国加入WTO还会有所发展。这是国际性的一个问题。北京2008年申奥成功，北京组织很多人学外语，这样的情况还会发展。（二）有学者认为意译就规范了，原型、音译都是不规范的。我们认为这是个过程，有时候来不及想什么音译、意译，而且想出来也不准确，就把原型拿过来了，在过程当中有人想出个音、想出个意出来子，三个同时用了，原型还用。这很复杂，从内部原因来说，把外语词语移进来是简便、快捷，可能音译、意译一下子想不好，也不如移进来准确，有的移进来的是外语词缩写，意译起来很长。有的过些日子想出音译的了，或者后来又想出意译的了，几种情况可能并用，当然会有主次，主次的情况也会变化。“麦克风”到“扩音器”，可是现在说“麦克风”的人又多起来了。一些音译还有两个的。不是说到了意译才完成了规范。入世之后音译词会增加。（三）外文原型或简缩形式如IT。MTV，我们叫外语词。汉语拼音的简缩形式如RMB，我们认为是汉语词。有外文字母又有汉字的字母词如“卡拉OK、AA制、B超”也是汉语词。这些都是汉语大系统里的词。（四）现在很多人接受了“IT产业”，很少说“信息技术产业”，但"VC"网络界说得比较多，其他多数还是说“风险投资”。网络语言有一个跟国际接轨的问题。
　　　　六　关于新词新语的品位
　　（一）新词新语的品位是客观存在的。品位包括思想情趣、文化含量、新颖程度等方面。（二）确定品位要注意的几点。一是过于粗俗的从严，但反映社会消极面的需要存在，如“包养、三陪”之类。要区分词语所反映的事物的好坏与词语本身格调的高低。就是有些粗俗词也并不都是“品位”低的，要看具体使用，使用在什么场合，指称什么事物。使用得体恰当的，不能说“品位”就低。比如“骂娘”就是。“倒爷、息爷、三陪、小蜜”等词语，从词语蕴含的色彩看，都有一种调侃、嘲讽甚至否定的情绪倾向，不属于低品位之词；而“挎蜜、嗅蜜、搓蜜”等“蜜”系列词则属于低品位。词语的品位与它具体所指的事物、行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定要把这两者分开。要充分重视一些高品位的新词新语的语用价值。表达积极事物的也可能品位低，表达消极事物的也可能品位高。对一些消极的事物，我们指称的时候满含愤怒，例如“豆腐渣工程”，就美，品位就高。还有“红眼病”衍生的“白眼病、绿眼病”，“白条子”衍生的“绿条子、红条子”品位也不低。我们常说“硬件、软件”衍生的“活件”就不怎么样，因为生硬、别扭，文化含量低，虽然指的是积极的事物。二是人们对一些表达消极内容的词语避而远之，这又是事实。一个原因是避讳。大众场合，又是大雅之堂，做报告老举性活动或者厕所做例子，不雅，需要避讳。三是要有动态的观点。一个词的品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新词语，在尚未成为基本词语以前，变化的可能性更大。如“写真”，单从这个词看，其表达含蓄模糊委婉，品位不低。当然它所表现的行为与中国长期以来的民族心理不相符合，所以似乎给人以品位不高之感。但是，民族心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反之，一个词的品位还会由高到低。如“小姐”，本来品位很高，不仅是尊称，而且含有年轻、漂亮、时尚等积极的倾向，但现在又生发出一些不太好的含义，而且使用者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似乎带有一种暧昧的色彩，于是这个词由高品位生发出低品位，使人们现在被该词称呼时，有了一种复杂、尴尬的心理。还如“绿色食品”一类，如果一旦人们滥用，或者有很多绿色食品并不安全，“绿色食品”的品位马上降低。四是品位也有个度，叫品位度。了解品位度，要从实际出发，要调查人群的感觉。但是有不少人群会有误解，需要经过我们的过滤。误解也有原因，对我们也有启发，但是误解毕竟不是正确的理解。
　　　　七　关于新词新语的使用
　　（一）我们说语文性的词语，除了“美丽、高兴”这一类之外实际上是跟各个领域跨界而有不很专门的词语，就是伸到各个领域里面但又不深。现在群体的知识结构也发生变化了，知识面扩大了，语文性的范围也扩大了，有许多原来认为比较专门的词语也为大众了解并且经常使用了。这跟一些术语进入语文性词语如“反馈、反思、信息”还不同，而是要把整个语文性的圈子往大里画一画。所以人们使用了一些原来的术语、行话等，这是词语使用的发展，是群体知识结构的发展，当然是社会的发展。（二）还有个“说”和“听”的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听的时候宽容一点儿，不要求别人跟你说的一样。
　　［收稿日期］2002-04-06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开幕词[A].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编《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2]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N].《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
　　[3]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4]　许嘉璐.容纳·分析·引导·规范[N].《文汇报》1999年12月30日.
　　[5]　于根元.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J].语文建设，1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