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初年，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文化产业等方面展开，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学术界对后现代性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注意到后现代主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本文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中考察后现代研究中的争论，对后现代激进哲学--解构哲学思想、后女权主义思想、多元论思想等加以分析，进而透过后现代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考察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问题，并对后现代文学艺术之维的多元话语透视等几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后学研究的最新学术轨迹。

           关键词：新世纪   后学   多元问题   文化转型   后现代话语

           作者简介：王岳川   1955年生于四川，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学界对后现代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因此，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多元、传统的强盛、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市民文化的崛起成为一种多元差异性文化景观。在后现代语境的多元对话中，既不能采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搞封闭，也不能采取中心主义的态度进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充分承认个体的差异，强调达到共识的合理的具体步骤的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引发了当代中国多种问题，如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文化观念转型问题、价值归属问题、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等。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路引进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种回避的态度不足取，那种站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立场宣布什么本质层面被取消，什么东西不具有合法性，其本身就是独断论的。后现代反对独断论。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下面，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文学艺术、新世纪文化转型等几方面的后学（post-ism）问题，对2001年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做一学术史考辨。

一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现代理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中国学界必得认真分析传统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向世陵在《传统哲学的现代反思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   中认为：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产物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第一推动。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理性启蒙，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条道路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时代提出了调整的要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强调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如此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性文化进入中国同步的。后现代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评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青睐，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呼应并与传统思想产生某种共鸣，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重受重视和被大力推崇。集中体现中国哲学价值的流变性、和合性、生生不息性、天地人一体性等等与后现代的不少主张是可以相容的。

           陈喜辉、付丽在《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   中认为：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人类精神的境遇和反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面孔和语言。我们相信浪子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找到自己的源头，而幽玄的道家思想能借清明的西学得到现代的诠释。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等已表现出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寻亲意识。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皆禀赋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主义倾向。当三代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整合为礼教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老庄以自然主义的道为出发点，以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为根据，彻底泯灭了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道通为一，人与物齐，在西洋哲学中死去活来的二元论和主体性等问题对老庄来说如雪融于水。换言之，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思潮，具有内在的亲缘，在言不尽道、反理性专制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在消解的同时表现出建设性的价值。这种内在的亲缘孕育于同在边缘的命运，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道家对礼教中心和经学中心的批判。二者的比较研究已广泛展开并引向深入，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张建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   中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解《庄子》，可以发现《庄子》载法对崇高、解构神话、一变原理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   中认为：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因而，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向兵在《现代性中国叙事二十年》   中认为，现代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中国走向世界时，我们也就有了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但是，现代性话语有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之别，不能脱离各种语境谈论各自的问题。相较西方的现代性论战，中国的现代性有一种从屈就到积极接受现代性的过程；除了建设现代性，我们还得反省现代性、融合传统。因此，论者按照现代性中国叙事的逻辑，主要陈述了中国化的西方视野、中国的现代性视野中围绕现代性产生的争论，简要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要求处理视野的融合与分化问题，现代性的中国仍在且仍需继续现代性。论者尤其注意哈贝马斯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认为吉登斯从现代制度出发论证现代性的合法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及自我认同逼迫我们回到现代制度所排斥的存在性问题，现代性有三个特点:首先是极端怀疑原则的制度化。其次，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边缘和例外化。第三，现代性造成全球化意识。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私人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的倾向--联系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

           在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心境是复杂的。坚守传统性意味着排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坚持现代性立场的学者又对传统性轻视并反抗后现代性。张扬后现代立场的人则强调新的就是好的。如此看来，中国后学研究很难达到共识。但是我认为，中国后学研究或批评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说明当代学者关注中国现状问题，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注意批评西方后殖民霸权，强调中国后学研究中正当的学术立场。值得指出的是，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关心，使他们超越自己的专业界线看中国问题，其问题和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新的学术资源的吸收转化，对中国学术提升不乏启发甚至解蔽功能。   二   后现代激进哲学思想论争后现代思想包括解构哲学思想、后女权主义思想、后现代多元论思想等等。这方面中国学界的讨论显得有些薄弱。

           唐安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   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对女性主义的后现代思考作为一股较为积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从对现代男权话语的颠覆到对女性话语的寻求，从对文明社会以来的特别是商品社会被践踏的女性角色的揭示，到女性意识的重建。对于当代健全人性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权力与尊重在谈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时，我们将进入后现代主义语境：它拒绝承认男性权威，统一的主体性甚至平等。后现代女性话语的出现表明了以往那种女性主义(可接受的)和女性特质(不可接受的)之间的两极对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安吉拉·默克罗比语)。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伴随着现代女性主义的衰落而崛起的，因而与现代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然而，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后，还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却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乃至摧毁现代主义精心建构的规律。所以，它一开始就以从内部向现代主义发难为其宗旨，在更大程度上拒斥现代主义的陈规陋习和行为原则。现代女权主义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启蒙使人们摆脱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束缚，被认为是为自由、解放和平等话语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但在精神层面上更深地强化了对女性的专制，在现代主义看来是给女性带来理性和人道、平等和梦想的地方，后现代女性主义看到的却是野蛮和暴乱。理性、人道以至平等，就象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和革命的领导者(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普遍认为的理性原则不同，因为同谁平等本身就意味着对强权的承认。当女性在同男性谈平等的时候，她仍然是奴隶(西蒙·波娃语)。

           任平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与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对话》   中认为：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否定性辩证法的钟爱，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遭遇后现代，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探寻马克思的后现代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世界公认的几位以后现代眼光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德里达、丹尼尔·贝尔、吉登斯、詹姆逊和哈贝马斯)，发现了解构哲学、新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公共领域与后工业文明等与马克思的后现代意蕴的高度一致性。其中，法国思想怪杰德里达堪称是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从文本解构的切入方式，还是对文字拆解和随意比附游戏的病态痴迷，或对传统叙事的边缘性炸裂，都显现出他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与重构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其解构思维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理解方式具有重要价值，对马克思本文后现代意蕴的发现式读解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式解读也具有否定性后现代主义所共有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特征，应当加以否弃。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应当在超越后现代主义地平线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重建的哲学范式，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汪堂家在《利奥达与后现代概念的哲学诠释》   中认为，后现代概念释义及其矛盾后现代概念是一个外延模糊、内涵空疏的概念，它之所以难以理解，不仅是因为后现代一词的反常用法，而且是因为不同学者对它赋予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利奥达的后现代科学图景不仅完全抛弃了从哲学的元叙事中寻找建筑科学合法化根据的梦想，而且抛弃了稳定系统及其绝对确定性的观念，因为科学自身的发展表明，一个系统的完全确定所消耗的能量大于该系统本身所消耗的能量。然而，利奥达对科学的后现代解释并不能证明真有什么后现代科学的存在，它充其量是对科学的现象描述。利奥达受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力图从语用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将后现代的阐释加以深化。在他看来，后现代问题首先是思想表达方式问题: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等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话语结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自身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或不合理使用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它力图抹煞不同话语的异质性和差别性，而强制它们遵循同一种逻辑。论者探讨了后现代概念的起源，重点讨论了利奥达对后现代概念的解释及其不一贯性，分析了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原因，揭示了强调分歧的后现代语用哲学的基本特征。

           文兵在《论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观》   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主体死亡的思想，实际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个性的消亡，而是近代以来把主体视为具有先验性、普遍性规定的存在或具有支配性、绝对性作用的存在的观念的死亡。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主体之死是其基本观念之一。巴尔特在文学批评领域宣称作者已经死亡，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福柯通过其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宣称主体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死亡；拉康认为主体是通过语言构成的，主体并非独立、自足的；德里达通过他的去中心策略，消解了主体的中心地位。主体的死亡，其含义应如何理解?詹姆逊认为主体之死就是个性本身的终结。詹姆逊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现代主义的主体观点虽然遭到了摈弃，但却发展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个体观点。后现代主义反主体的观点，一方面是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主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从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现代萨特的自由选择的意志高于一切，都是近现代主体性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主体的人，被视为具有某种内在本质，具有自我决断能力和自由独立品格，是自我和世界的意义的确立者、赋予者。自足的和权威的’主体’概念成为决定一切事物定向的’基点’，使一切知识都和人有关系。在这种主体性哲学框架内，主体的地位与作用被突出，主体的个性与能力被强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主体的观念并没有真正说明人的个性特点，不能使人的自由得以实现，不能真正关注人的生存现状，因而就必须予以超越。

           田信桥在《对后现代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认为，后现代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指近代以来某些学者大致共享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后现代思潮作为一场消解性和批判性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摧毁性而不是建设性的。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它，拒斥它。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曾经轰动一时并在当下仍不时引起人们关注的学术思想，并不存在本质上好不好的价值评判问题，而应当客观地去分析它，研究它、宽容地接纳它，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新文化的繁荣和人文精神的彰显。从后现代学者学说来说，至少其中有些就反对包括这种后现代加主义的标签；而尽管分享了这个标签，他们各自思想的差别也很大，仅仅具有一种家族相似。

           其中有些被称为后现代学者如卢曼、阿多诺和塞尔兹尼克，甚至哈贝马斯，由于其具有强烈的制度设计和理性主义倾向，强调宏大理论和历史阶段，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与现代主义者有更大的家族相似。但一般说来，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个倾向，即反对时代化的历史界定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并不是直接的年代顺序，并不总是理解为继现代之后，而且可以指与现代同时，甚至先于现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

           当然，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问题不是已经解决，而是因为问题的敞开而更加突出，这促使我们既进行时髦理论的反省，又面对中国改革现实的具体问题。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的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现代性也断送了本土性。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三   后现代政治社会学心理学考察

           近年来，从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神学等关注后学问题并从事后学研究的学者多了起来，不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领域亦有新的拓展。其成果表征为翻译了不少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论著和文集，但直接就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撰写的专著却很少见到，大多是个别就西方后学某个专家或课题进行研究。但是只要有了开始，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并产生出新的成果。

           钱振明在《国家的后现代转向》   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同时，国家也正发生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国家的后现代转向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设想，而是已经来临的事实。国家的后现代转向表现为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国家的某些职能让位给非国家组织，即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产生于社会的国家正在回归社会；其二是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让渡给超国家机构，超国家机构及其活动--跨国政治与跨国行政正在发展。人类必须认清国家后现代转向的事实，以便科学确定相应的对策。论者认为：跨国行政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国家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课题都是国家，尤其是国家的职能和作用问题。现代性在政治上的取向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只不过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并没有公认的内涵。后现代主义者小约翰·Ｂ·科布指出:现时代是国家主义的时代，它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的诞生是对任何更高权威的否定，从而让所有其他社区均服从于一个政治团体。事实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利普舒茨指出的，到20世纪中叶，国家非但不能充分履行它过去承担的社会保护和保障职能，而且政府通过增加官僚机关数量的方式，强迫人们服从它的各种不正当的监护，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后现代社会将改变现代性的……国家主义，削弱现代国家主义，国家将发生后现代转向。国家在后现代社会将发生怎样的转向?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都确信，在后现代社会，民族国家的目前某些职能应当分配给较小的区域，其他的职能则应被分配给一个全球性机构，所以，应当大幅度地降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蔡道通在《后现代思潮及其生成语境--兼论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中认为：后现代思潮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一种理论。对我们而言最为缺乏的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中国法治化的陷阱之一就是传统封建法律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畸形杂交。因为后现代思潮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对理性、确定性的消解，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否定目前在中国没有合理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境遇与多重的压力下所进行的浩大社会系统工程。其中，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关系的处理就是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高峰强在《略论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中认为，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与冲击，现代心理学的合法地位产生了动摇，在后现代科学精神与后现代哲学理念的导引和助势下，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得以孕育与生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想在西方心理学界逐渐兴起并传播开来，且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以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和个体主义为旨归的科学主义心理学)予以反叛和消解为特征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想。它既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背景后现代心理学思想的萌生有着信息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的现实依据，换句话说，后现代心理学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氛围之中，是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回应。它既是对现代心理学思想的反叛，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进步和发展，更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在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运动，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一种批判性的解构策略。后现代思想对当今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思想所倚重的观念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对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持批评态度并予以真切的关注，同时还具有文化和政治批判意义。

           任平、王建明、王俊华在《游戏政治学--后现代政治哲学分析》   中认为，理性底板的消解，规范的消失，是政治失去了真，成为在多元主体间不断变化规则的游戏，而对规则的不同理解则导致了后现代交往政治论与现代政治学契约论的根本区别：首先，游戏政治论是无先填底板和基础的政治交往论；其次，他实在差异论情境中信奉方法论上的唯我论；其三，它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游戏政治观是政治学在向后现代转型中进一步突出了交往共同体理论。游戏政治论是反权威性话语的政治，是从语言批判、文化批判走向边缘化、平面化的政治。游戏政治观是差异政治和后理性政治的具体表现形态，三者互为因果、相互映照。游戏政治观的凸现，有助于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更深的理解，对新全球化时代政治多极化的走向有更清晰的洞察，从而使我国在全球政治交往游戏活动中将会有更多的主动，争取更多的重叠共识，进而导向更多的和谐而不是冲突。

           中国后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既有对后现代话语成为本土理论基本阐释方式的内在精神的分析，又有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在阐释当代文化权力冲突及欲望动力、他者性和本土性、跨国资本与殖民记忆、语言殖民与双语精英等问题的前沿性剖析，并且还有对后殖民政治学阐释、全球化语境中的神学问题、后现代史学中的意义重释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水平参差，角度各异，结论径庭，甚至观点对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西方时髦理论在东方的旅行中，有着怎样的变异和重写的特征，以及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变形--这本是后现代边缘理论和后殖民差异理论的应有之题。

四   后现代文学艺术之维

           后现代文学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国在接受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时，最初是从文学领域开始的，这使得文学领域充满观点彼此相反的论战。

           莫其逊《论西方现代艺术和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认为：现代西方美学思潮、西方现代艺术是在物质方面的极大充裕与富足而精神方面极度空虚与无助的现代社会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艺术和现代美学可以概括为浪漫主义文化时期的艺术和美学，其发展可大致划分为经典艺术时期、艺术上的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和美学理论的后现代时期等三个阶段，艺术与美学理论的关系在这三个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出发来审视艺术和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可以透过艺术与理论现象的表面，思考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艺术与理论的契合点和共同性也就是人类全面交流的要求。这种交流凸现了人的社会性，也正是这种需要为个体的人联结为社会整体提供了最深刻直接的动因。交流的问题恐怕是20世纪艺术和美学共同面临的一个深刻难题，因为交流的前提是人们之间有相应的、较多的共同点，但我们所身处的却是一个对立日益深化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传统生活方式已无法维持下去的世界。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的忍受，却滋生了忧郁、荒谬、无聊、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过去的世纪不常有的生存体验。

           胡亚敏《中外文学关系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与詹姆逊的对话》   认为：后现代与当今中国存在一定的亲和性，尤其在理论和文艺创作上获得广泛的回应。但是，中国的后现代在哲学和历史等层面上与西方仍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如今，后现代在西方已是强弩之末，在中国的传播也有10余年的时间，因此，需要加以梳理和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考察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后现代的接受、抗拒及变异的过程，以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交流的基础上寻求中国文化更为合理和健康的发展。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西方后现代有众多理论派别，每一位理论家基于不同视点、不同参照系和理论目标，建构了不尽相同的后现代思想。因此，后现代这个概念没有普遍认同和固定不变的所指，它只是一个如何阐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现状的问题。宋淑惠在《后现代文学主体价值的重建》   中认为，后现代文学消解元话语主体，从而揭示了后现代性新的价值取向，它使元话语失效，使各种专制、各种等级制度坍塌，并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景观。边缘主体的重置不仅为后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空间，也使人们对后现代文学的审视步出解构方略，进入到新价值观的新层话语中。边缘主体因此由绝望走向希望，由非理性转向到新理性，并上升到新的理想价值建构中去。对于后现代文学来说，我们既为后现代文学消解由各种政治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力所形成的伪价值观而称快，也为后现代文学完全颠覆理性、强调社会与人的异质性、否定现代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感到焦虑。从正面效应来看，后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力场。在这一文学力场中，后现代文学以其自身锋利的穿透力，从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上引起了文学自身的一系列嬗变。在诸种文学变革中，其多元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建构。后现代文学的核心是消解主体。近几十年来，许多西方作家从语言上、叙事模式上、价值取向上对主体的消亡进行了种种实验。他们对主体进行各种游戏、反讽直至颠覆，将一个畸形的、凌乱破碎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现代世界原封不动地摄入到作品之中，展现在人们面前。主体死了所揭示的并不是某种事实的死亡，而是揭示了后现代性的新的价值取向。

           杨静在《蒙太奇式结构--论品特剧作《背叛》和《山地语言》的后现代艺术特征》   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重要文化理论，许多当代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它的一些特征。传统文学评论一直认为英国剧作家哈洛德·品特为荒诞派一员，除此而外，他的作品还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写作特色。论者通过对品特两部作品结构的分析，论述他们所体现的后现代写作特征--蒙太奇式结构。后现代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政治或存在危机，主题的散裂，对叙事的怀疑，意义的爆炸和多元论等等。后现代主义拒绝一切严格的定义或界定，而是充满了自相抵触的矛盾和游戏般的随意与破裂。概略地说，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20世纪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以断裂的意象和风格为主要特点，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突出的文化状况。在后现代文化中，传统所推崇的深度、连贯、意义以及真实性已被消减在一团无序、空洞的信号中，而代之以极度的飘忽不定。作为一个密切感知当代社会、人文动态的多产作家，品特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创作过程中，品特采用了更多更新的技巧，与当代的流行理论和思潮相呼应--在保持其一贯的荒诞风格基础上，逐渐引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特色：语言更简短，情境更抽象、凝滞，人物形象越来越飘忽不定。这些改变给作品带来了活力和新的含义。

           孙璐在《从二王看中国当代文坛的后现代思想》   中认为，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出发，以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青年作家为主要探求对象，系统分析了他二人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思想倾向与价值，力图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某些后现代特质做出新的诠释。90年代的中国文学愈发显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品格。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最主要特色就在于其不确定的内在性，它的普遍的思想倾向是上帝死了；放弃了精神意义的深度追求，似乎不愿再背负着孤独、痛苦作无谓的自救，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作静静的观察、叙说、玩味和调侃，或仅把文学当作个人叙事的智力游戏。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然而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流派，它的诞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即一种后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大众至上主义文化，即文化上以大众倾向为中心，同时伴以反意义因素；文坛上出现了所谓受委托的文学和专供人们茶余饭后消谴的消费者文学，甚至一次性制作，成批生产的拼凑文学。

           赵联成在《认同与妥协--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创作》   中认为，后现代的重要表征是：反理想，反崇高，反英雄，平民化和世俗化的文化倾向，这些特征常常表征在新写实小说、王朔及晚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中。世纪末，传统的文学观念与价值标准被汹涌而来的商品大潮解构了，作家们不再是高远理想的追索者，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打碎了百年来自我设定的精神镜象，远离了宏伟的经典叙事，挣脱了玄而又玄的理念之网与深度模式的拘囿，在商品化、把文学平面化、世俗化和欲望化过程中，泯灭了心中最后一点精神圣火，拒绝了对生活美与诗意的处理，不再有构造本质规律的乌托邦冲动，也不再对这个世界作形而上的沉思冥想，而是津津乐道于普通百姓当下生存境遇的表现，原汁原味地再现他们的生存挣扎与生命体验，生命中的正面价值被作家们放逐得无影无踪，直面现实变成了认同世俗和复写世俗，使文学只剩下粗鄙而无崇高，只存在性欲而无爱情，只展示日子而看不见憧憬，活着就是唯一的目的，活着便成了无可避讳的人生要义与存在符码。很显然，作家们已由虚拟的启蒙者中心位置撤离到了看客或记录者的边缘位置。当下的文坛正飘浮着一片没有灵魂、没有意义的风景，文学正陷入疏离崇高，消解理想，放逐欲望的世俗泥淖中。

           胡健在《后现代、文化产业与超美学》   中认为，后现代是当代西方一个复杂的现实话题。在所谓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的在众伟媒及艺术的品格特征等问题上，鲍德里亚、凡蒂莫等后现代作家提出过重要的见解，这对我们解读西方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启发。意大利思想家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中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17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组成方式。这种态度假定了一个中心的存在，在这个中心的周围，事件被聚集和有序地排列起来，人类的历史被视作是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理想的不断完善，从而要求把历史看作分阶段线型发展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提出历史终结的看法。在《类像与仿真》等著作中，他把历史视作现代性的根基与灵魂。后现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它对意义进行广泛的解构，相当于先前对现象的解构。后现代不承认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后现代，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并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的形式，它不断变化出一些新的排列组合。就艺术而言，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的功能都告枯竭；就理论联系而言，它自身也枯竭了。所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各种可能都走到了极致，世界销毁了自身，它解构了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就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还能做的就是玩弄碎片。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化思潮的同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被现代科层机构和跨国金融资本主义所制约，并将个体与群体逐渐整合进一个时尚消费的总体潮流中。后殖民时代的官僚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仅仅按超理性模式运行，导致超理性和非理性成为今日的行动指南。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愈加重视偶然原则、赌博原则、机遇原则，于是抛弃理性标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维惯性，并遭遇到若干严重的后果。在反理性、反经典的后现代氛围中，精英主义的理性尺度开始泛化，经典的边界开始软化，理性尺度的确立因人因时因阶级民族和性别而定。如果一味多元，则无异于在无限拓宽尺度的同时取消了尺度。尺度的消解，使得个体的任意性无穷加大，然而，在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之际，一种看不见的他者--无数的他者构成公共空间，仍在制约着每一个人。个体在这个私人时代都显得无比重要，但同时又变得空前不重要。

五   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后现代话语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拓展了后学研究空间。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后现代性的意义不是单纯地消解理性，而是剥离现代性的遮蔽，并对现代性的合法性根据加以质疑。在现代性扩张的历史中，中心主义的理性框架对人的生存产生多种多面挤压，这无疑需要后现代主义进行新空间的拓展，使理性立足于自身的界限而获得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当后学家对理性过度消解之后，又找不到适切的取代物，于是在在反与非的思想空场中，理性日益丧失其当代合法性。

           在我看来，新世纪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问题，学术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失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分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分梳。

           首先，政治权力话语。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不是本质主义的一元论，相反是可以分层的：从政治权力角度来说，前现代是封建社会，所以很多指责据此而来；现代是资本主义，我们忘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在批判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今天有人说，我们要抛弃前现代封建主义，大步流星、毫不批判、毫不保留地进入现代主义，进入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同样，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后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它不再是殖经济，不再是殖民，也不再是殖地，但是它殖心态，即后殖民心态、后殖民文化、后殖民语言。因而应该从政治权力这个角度看问题的实质。

           第二，经济权力话语问题。把前现代称为欠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把现代称为发达国家，把后现代称为超发达国家。问题在于，中国在前现代是欠发达国家，应该走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这种以后为高的看法，使得生产环节的经济决定论和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不可小看的隐患。

        第三，信息传播方式的与话语。前现代是手写纸介媒介时代，学而优则仕使知识分子学的目的是为官，其中充满着一些糟粕。信息传播到了现代是资产阶级印刷时代，印刷时代可以说知识精英掌握了文化的阐释权、文化阐释的角度、文化阐释的结论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到了后现代时期的电子媒介，电子媒介再生产出大众文化--众声喧哗。这种由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到了印刷时代的知识精英的知识就是力量，然后到了大众传媒的大众平面众声喧哗的发展演进，使得评价开始出现差异：有些人喜欢大众文化而对后现代的东西表示认同；有些人很喜欢知识精英，所以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报以很大的希望；但也有一些不太喜欢学院派的知识精英，而更喜欢民间带有原始回归的东西，他可能对前现代的东西很感兴趣。这种差异性仍然没有逃离以后为好的格局。

        第四，应该落实到价值层面。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出现了如此多的差异，应该给予更高层面的分析与对待。如果是用印刷时代的媒体去谈政治，用政治方面去谈经济，都是不得要领的。在价值层面上我赞同的是：我们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就可以避免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神性的角度、站在理性的角度、站在意志的角度、站在本能的角度来考察三者关系的盲视和误读。我们只可能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做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中国后学问题是当代世界后学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后学关注的问题以及后学自身存在的语境相当复杂，只有充分弄清西方后现代问题，才能深入分析中国后现代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后学的问题让我们明白，当代问题决非一种单一模式可以透视的，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致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这一问题的同时，又必得面对民族主义和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当前的边缘话语和全球化语境问题。   

           在我看来，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文化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