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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当今西方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约翰·劳林斯(John Rawlings)先生1999统计，近二十年来有四百多部专著曾部分地或全部地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为论题，德里达的论述在各种报刊文章中的引用频率高达一千四百多次，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有五百多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他和他的论述为第一论题（注：参见因特网：http：//prelectur.standford.edu/lecturers/derrida/index.tml）。在国内德里达的一些重要著作都被翻译过来了，“解构”一词也广为流传，成为批评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范畴。那么这种在当代世界哲学、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
关于解构理论，国内主要有“生命运动”论和“自由游戏”论等两种理论。关于“生命运动”论本人已作过辨析（注：肖锦龙.解构语言观“生命运动”说质疑[J].外国文学评论，1998(3).），下面我们就以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奠基作《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以及一些相关的论著为根据对后一种说法作些具体的分析说明。
“自由游戏”论最早出自留美学者张隆溪。张先生1983年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十来篇关于西方当代文论的系列论文。其中《故事下面的故事》集中讨论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他提出：“如果说索绪尔是结构主义之父，那么雅克·德里达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结构主义以语言学为模式，德里达的批判也主要围绕语言文字，并由此引向对西方哲学传统中‘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攻击……后结构主义却否认任何内在的结构或中心，认为作品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这种观点必然导致阐释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导致对读者和阅读过程的重视，而符号的游戏观念还暗示一种享乐主义的审美态度……消解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它否认有恒定的结构和明确的意义，否认语言有指称功能……后结构主义的消解论有一定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在阅读时逃避到享乐主义的快感中去，也就不足为怪了。”（注：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C].北京：三联书店，1986.153～169.151～171.）在张隆溪看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一种否定一切、只消解不建构的虚无主义思想。
张先生的这种诠释不仅是国内关于德里达理论最早的一种解释，而且也是最有影响、盖棺定论式的解释。此后国内学界关于解构理论的界定基本上沿袭了张先生的这种看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间接或直接地谈及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文字很多，这里仅举几例。
1.1994年，王一川在他的论著《语言乌托邦》中提出：“延异”是解构理论的核心术语，“‘延异’的作用在于，它把‘存在物’不再引向‘存在’这一想象的‘中心’，而是背道而驰地朝边缘地带‘移心’(decentrement)，即奔向非中心、非结构、非总体，在这片荒野上‘游戏’。这样德里达以为，无限的‘延异’就会使‘逻格斯中心主义’失去其依据，相应地也使形而上学体系阵脚摇晃。德里达的战略到底已取得多少实绩，难以准确估计；但可以尝试推测，这样一味解构下去而放弃必要的重构，不大会带来真正的生机。”（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26～228.）
2.1996年，余虹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中说：“无论中国式的解构还是西方式的解构批评都是‘意义虚无时代’的表征。作为这一时代的表述，这种批评为我们理解意义之虚无提供了一条道路。问题在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将我们引向哪里？‘意义’就像‘房子’，如果一个人硬是相信‘房子’天然就是地球上的存在物那是可笑的，但一个人在发现房子原本不存在而只是人自己建筑的东西，又发现自己建筑的房子不过是自囚的牢房之后开始拆掉这囚牢并不准再建新房那就更为可笑了。解构理论太过于迷恋于这种解构游戏了，并造成了一种误解，似乎任何重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注：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J].文艺研究，1996(3).）
3.1999年，张首映在《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写道：“‘解构’或解构批评在与结构主义抗争中，在以无中心反中心，以文字对抗语言、以解构消解结构、以互文替代模式、以游戏攻击精审、以读者抗拒文本六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注：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28.）
那么解构理论是否真像“自由游戏”论者所说，是一种否定一切、只消解不建构的虚无主义思想？
二
“自由游戏”论者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归结为虚无主义的第一个理由是：解构理论完全否定逻格斯中心主义，否定中心，走向了无中心。如张隆溪说，解构理论攻击“逻格斯中心主义”、否定“结构或中心”；王一川说，解构理论借“延异”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消解中心、“奔向非中心”；张首映说，解构“以无中心反中心”。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真的完全抹杀了中心，走向了非中心？
在讨论德里达的中心观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德里达常常提到的两个概念作些说明。一个是“逻格斯中心主义”，一个是“中心”。在“自由游戏”论者那里，这两个概念似乎没有什么差别，“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中心”，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攻击和否定“逻格斯中心主义”，自然就等于是在否定“中心”。而事实上在德里达那里，“逻格斯中心主义”和“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2001年9月德里达在南京大学作过一个学术演讲，在此演讲中他曾对“弥赛亚主义”和“弥赛亚性”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主观构造物，是可以解构的，而后者是人的精神结构，是一种必然存在，是无法解构的（注：雅克·德里达.解构与全球化[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逻格斯中心主义”与“中心”的区别正与“弥赛亚主义”与“弥赛亚性”的区别类似：“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想系统，是主观意识，是可以解构可以否定的，而“中心”是事物得以构成的必然因素，是现实存在，是无法解构无法否定的。攻击和否定“逻格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会否定“中心”。
“逻格斯”导源于古希腊的"Logos"，原指说话、思想等，后被引申为“圣言”、统一性、本质、规律、终极存在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即是一种以逻格斯为基点的思想。德里达说，这种逻格斯中心主义“既贯穿在前苏格拉底的或言哲学的意义中，也贯穿在神学对上帝无限性的理解中或人类学的观念中，同时也贯穿在前黑格尔或黑格尔之后的认识论中”（注：Derrida J.Of Grammatology [M].trans.by G.C.Spivak.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7.11.47.），它是西方人几千年来的最基本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设定事物和世界中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永恒的“逻格斯”、统一性或言中心，它是事物和世界的根基，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就是全力发掘事物和世界中的这种“逻格斯”、统一性、中心以深刻把握世界的运行规则。德里达认为逻格斯中心主义者所孜孜追求的这种深藏于事物和世界中的先天的一成不变的“逻格斯”、统一性或中心根本就不存在，是一种理论幻想。所谓“中心”即是组织和统辖某种结构的核心，这意味着它既必须涵盖结构中的每个东西又不能是结构中的任何成分，所以它不可能在结构之内。“整体的中心在其它地方”（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它处在结构之外。由此而言，逻格斯中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隐蔽于事物或结构内部的先天的一成不变的中心只是逻格斯中心主义者的理论设想，是一种子虚乌有。所以德里达说：“没有中心在那里，中心不能被理解为是某一呈现物，中心没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中心不是中心。”（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
虽然德里达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不以为然，提出了结构或事物内部没有中心或者说中心不在事物本身的思想，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完全否定了中心，倡导一种无中心的思想。相反他从来没有否认过结构和事物是有中心的这一事实。德里达在《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中强调指出：“这种中心的功能曾经不仅规定、协调、组织结构——事实上你无法设想一种无组织的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证结构的组织规则能限定我们可以称作是结构的差异运动之类的东西”，“即使今天那种认为一个结构无任何中心的观念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事物或结构的中心是一种必然存在，是不可否定和否定不了的。德里达否定的是逻格斯中心主义者关于结构或事物的中心在其本身、是一成不变的这样一种观念，而不是事物或结构有中心这样一个事实。
事物或结构的中心不在事物或结构本身那在哪里呢？它不是固定不变的那又是如何的呢？所谓中心，用德里达的话说，是“规定、协调、组织结构”、使一结构成其为结构的核心因素。“张三身高1.70米，是个小个头”，这是一个结构，那么规定、组织它的核心因素在哪里呢？张三的1.70米的身高本身无法规定和说明自己是小的，只有其他比他高的身高（如李四的1.80米的身高等）才能规定和说明它是小的，可见规定和组织“张三是小个头”这一结构的核心因素不是张三的身高本身，而是其他的身高。“物物者非物”，一个事物或结构的中心不在它本身，而在其它的东西或言“它者”(other)那里。所以德里达说：“中心是整体的中心，然而，因为中心不属于整体（不是整体的部分），所以整体的中心在其它地方。”（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
一种事物或结构的中心不在它自身而在它之外，在它的“它者”或言参照物中，而它的“它者”、参照物在根本上是无穷的，比如张三的1.70米的身高既可以跟李四的1.80米的身高比，也可以与王五的1.60米的身高比，既可以参照中国人的普遍身高，也还可以参照日本人的普遍身高，等等，所以中心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变不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提出：“中心没有自然基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中心点而是一种功能，是一种无中心点，在那里无穷尽的符号一替换物开始投入到差异运动(play)中”（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德里达否定的只是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念而不是作为事物之结构素的中心本身。德里达不仅没有否认事物是有中心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还提出了一种事物或结构的中心不在它本身而在它的“它者”中、是变动不居的等一整套关于中心的新观念新思想。“自由游戏”论者关于解构理论是一种否定中心、走向无中心的理论的说法显然没有根据，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三
“自由游戏”论者否定解构理论的另一个理由是：解构理论完全否定意义，走向意义的虚无。如张隆溪说，解构理论“否认语言有指称功能”；余虹说，解构批评指引的是一条走向“意义之虚无”的道路，等等。那么德里达真像上述“自由游戏”论者所言是意义虚无论者？德里达的意义观与他的中心观深刻联系在一起，理解了他的中心观，他的意义观可以说不言自明。
德里达的意义观是在批判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意义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基于中心论观念之上，自古以来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者一直认为，符号的意义基于它内在的概念、所指之上，是后者的表现形式，是单一的确定的。德里达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这种意义观念从一开始就持一种怀疑态度。在他看来，一个符号的意义根本不是根之于它自身的内在性（如概念、所指等），而是根之于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关系，它的意义是由它的“它者”所赋予的。他在《书写学》、《延异》等论作中反复指出：“没有保持在同一中的它者，就没有差异的运行，就没有意义产生”（注：Derrida J.Of Grammatology [M].trans.by G.C.Spivak.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7.11.47.）“每一个所谓的在场的因素，每一个显现于在场的场景中的因素，都与那不是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指概念从来不是呈现在它自身、不是它本身，不是在某种指向自我的充分的在场中。每一个概念，本质地和规律性地被铭刻在一种指向它者、指向其它概念的链条或系统中，借助差异的系统性的运行表现出来。”（注：Jacques Derrida.Difference [A].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C].by Peggy Kamut,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63～65.）以前面所举的“张三的个头”为例，它的意义如“高”或“低”，不是由他本身1.70米的身高赋予的，而是由它的“它者”、语境或言参照物如“李四的1.80米的个头”或“王五的1.60米的个头”所赋予的。
一个符号所处的语境、参照物不同，它的意义则相异。而一个符号的语境、参照物压根就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元的流变不居的：“每一个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口语的还是文字的（在这种对立的一般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小的或大的统一体，可以被引述，被置于一对引号中间；因此它可以突破所有的已有语境而以一种绝对的非充足性出现在无尽的新语境中。”（注：Jacques Derrida.Signature Event Context [A].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C].by Peggy Kamut,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97.）
所以，一个符号的意义在根本上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而是多义的不确定的。以语词“说”为例，它在“说故事”这一语境中是指陈述，在“说大话”中是指吹牛，在“说人”中是指谴责。它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它的意义随着语境的不同在不断变化，是不确定的。词语是这样，文本也不例外。同一个文本被投放到不同的语境中，由不同的读者解读会读出不同意义。如李白的名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征夫那里所激起的是思恋妻子的情怀，在游子那里激起的是思念父母的情怀，在离乡者那里激起的是怀念故乡风土的情怀……德里达将语言符号意义的这种因语境的变异而不断变异和增值的状态称作是“散播”(dissemination)。在他看来，散播是语义的最基本的特征，语言符号中没有哪一种词语和文本的意义不是散播性的。
德里达在意义问题上的态度跟他在中心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致：他否定的只是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关于符号的意义源自符号本身、是单一的确定的等观念，而不是符号的意义本身。他不仅没有否定符号是有意义的这一事实，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一套新的意义观念：即一种符号的意义是在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关系中生成的，是由其它的符号赋予的，是变异的散播的不确定的。“自由游戏”论者关于解构理论否定意义、走向“意义的虚无”的说法显然也没有多少依据，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
四
“自由游戏”论者否定解构理论的第三个理由是：解构运动消解中心，消解结构，是一种只拆除不建构的、近似于文字游戏的、无意义的否定性运动。如张隆溪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论有一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在阅读时逃避到享乐主义的快感中去”；王一川说，解构理论在一片“荒野上‘游戏”，它“一味解构下去而放弃（了）必要的重构”；余虹说“解构理论太过于迷恋于这种解构游戏了，并造成了一种误解，似乎任何重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张首映说，解构理论“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游戏攻击精审”，等等。“自由游戏”论者的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是一种消解性的理论，而是一种建构性的理论；德里达的解构活动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严肃的科学开发活动。
西方人从古到今普遍认为，事物和世界中有一个本源、一个中心或者说一种宇宙统一性，它是事物和世界的根基。他们孜孜不倦地不断追求这种中心，构造了许多有关它的喻体如本质、理式、上帝、理念、结构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之为支点去建构现实文化。由于他们将注意力只放在了事物和世界的某一方面（即他们认定的中心、本质的方面），而完全忽略了其它的方面，所以他们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种压制性的片面狭隘的世界。德里达对西方人的这种思想方式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观念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他将之称作是“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文化系统，他创立解构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突破这种静态封闭的压制性的思想文化系统以期开辟出新的存在空间。
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完全清除它，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文化系统作为传统已深深积淀于我们的精神思想深处，我们根本无法清除它们，除非我们先清除掉我们自己。所以德里达说，所有“想用双脚一跳猝然跃到传统之外的企图将只能不可避免地直接地重陷到传统体系中”（注：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 [M].trans,by Barbara Johns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207.）。传统既不合理但又不能也无法完全摒弃，那应该怎么办呢？德里达既然对传统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自然不会赞成人们去完全顺应传统、循规蹈矩。不过他也不同意尼采、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等完全摧毁旧传统思想体系、用新思想体系替换之的做法，因为这在根本上不过是用新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代替旧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仍然未摆脱传统的思想藩篱（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
对于传统，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全盘替换，惟一可行的当然只能是既继承又革新、既重复又刷新了。这正是德里达一贯倡导的，也是他的解构主义的精髓所在。早在1966年，在《结构，符号和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中他已明确提出了这种在传统内部拆解传统的思想：“离开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想动摇形而上学是行不通的，我们没有外在于这种历史的语言——没有句法和词语”（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拆解传统的惟一有效的方法是“将所有的这些旧概念保留在经验探索领域中，同时不断揭露批判它们的局限，将它们作为依旧可被利用的工具……使用它们摧毁它们所属的以及它们自身为其中一部分的旧机器”（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1997年，在《一种坚果硬壳中的解构》中他继续申述这种思想：“这即是解构的构成：它不是混合物，而是记忆、是对历史的忠实、是那些过去的历史遗迹与异质性、与那些全新的东西、与某种突破之间的张力运动。”（注：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M].With
a commentary by John D.Caputo,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7.6.）概而言之，解构运动是一种既拆解又建构、在拆解的同时进行建构的活动：(1)它必须从某种已有的概念、范畴、系统、结构出发，揭示其中受压制的一面，揭示它们的“它者”；(2)以这另一面、“它者”为基础重组新事物新结构，开辟新的存在空间。
德里达不仅在理论上反复申述这种从已有结构出发拆解并重构它的策略，而且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中也完全贯彻了他的这种解构策略。典型的例证如：在语言学领域，西方传统的语言学体系是以观念、所指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声音、说话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德里达从此体系出发，深刻揭示了其中的另一面如表现形式、能指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图像文字、写作等，并以后者为基础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符号学体系即“书写学”体系，将人类语言的另一重要层面即表现形态的层面（此层面过去一直处于受压制状态）放置到了一个极醒目的位置，打开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这种从已有的形而上学思想文化系统出发拆解和重构之的解构策略，不仅使德里达本人从根本上拆除了各种各类的传统思想观念、体系、话语，开发出了新思想观念、体系、话语等，开辟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而且也启发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家们拆除了各种各类的传统文化观念、体系、话语，创立了新文化观念、体系、话语等，开辟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如女权主义借之解构了西方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创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新观念新话语，为重新建构人类两性关系启开了一条新路子。后殖民主义借之解构了传统中人们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将东方文化放置到一个显著的地位上，启发人们密切关注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和特殊地位。
很明显，德里达的解构活动非但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式的活动，相反却将思想重心完全放在了反思和解构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建构活动上，是一种极严肃的意义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活动，它不仅不是一种只破坏不建设的否定性活动，相反却完全以拆解旧观念旧思想旧体系旧结构、重构新观念新思想新体系新结构为出发点，它不断地反思过去，开辟未来，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活动。由此看来，“自由游戏”论关于解构活动是一种只消解不建构的无意义的否定性活动的说法也没有根据，是一种严重误解。
五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有一个关键词"Play"，国内一般都将它翻译为“游戏”或“嬉戏”（注：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C].北京：三联书店，1986.153～169.151～171.）。将"Play"译为“游戏”本来出自“自由游戏”论者对解构理论的误解，但因许多读者对解构理论比较陌生，所以在中国理论界“游戏”差不多变成了解构活动的代名词，这样以讹传讹，解构理论的真谛便在这种讹传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了。为了正本清源、返还解构理论的真相，下面我们再来对德里达的关键词"Play"作些具体的分析说明。
跟“writing／书写”、“differance／延异”、“trace／踪迹”、“supplement／替补”等核心术语一样，"Play"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德里达的各种话语文本中。由于篇幅的关系，在这里我无法对它在各种语境中的具体用法作全面的统计和说明。德里达的成名作《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是德里达最集中地论述该词的作品，也是解构主义的中文译名“游戏”的最早的发祥地。下面我们就以此文作为根据，看看德里达的这一关键词是否真的像“自由游戏”论者所说，指的是“游戏”或“嬉戏”。
"Play"，法语为"jeu"。就词语本身而言，它有很多意义：(1)玩耍，游戏；(2)比赛，比赛方式；(3)戏剧，演出；(4)活动，运动，操作，运转，活动的空间，（机）间隙；(5)赌博；(6)（光）摇曳，变幻；等等。德里达的《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一文未涉及比赛、戏剧、赌博或灯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除了第一种和第四种解释外，其它的解释显然不可取。那么在第一种和第四种中间我们应选哪一种呢？第一种和第四种都表述的是某种存在的运动状态，不同在于：前者是自为的主动的，动作者一般是人，如我们常说“孩子们在游戏”，而不说“机器在游戏”；后者是自在的自动性的，动作者一般是物，如我们常说“机器在运转或运作”，而不说“孩子们在运转或运作”。
在德里达的这篇论作中，所有的"Play"都与某物联用，是物的"Play"而不是人的"Play"。如：
Play of structure（结构）；
Play of its elements（结构各因素）；
Play of signification（表意活动）；
Play of substitutions（各种替代物）；
Play of absence and presence（缺省和在场）。
在这些词语中，"Play"的施动者全是物（如结构、结构各因素、表意活动、各种替代物、缺省和在场等）而不是人，所以只能译成“运动”、“运作”等，而不能译成“游戏”、“嬉戏”。如"Play of structure"只能译成“结构的运作（或运动）”，如果换成“结构的游戏”就不通了。
从"Play"一词的词法本身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德里达的这一关键词的所指不是人的“游戏”或“嬉戏”，而是物的“运动”或“运作”。将之直译作“游戏”或“嬉戏”明显讲不通。
而从语义的角度看，"Play"在（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差异运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游戏”，而是有特殊的内涵。德里达的这篇奠基作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是怎么样的及我们具体应如何对待结构。德里达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明确指出，传统的结构都基于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之上、是静态封闭的、是压制性的片面的、需要彻底拆解。那么如何拆解？“这种对中心的拆解，这种结构的结构性的思想是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发生？”（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德里达认为，拆解旧结构的惟一有效的方法是从已有的结构出发，揭示它的局限性和盲点，打开其中受压制的层面，以开发出新结构（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具体落实到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应摒弃那种以建造某种语言文化话语的统一体为目的工程师(engineer)的方法，采用那种“借用手边的工具”、专门检讨“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东西”的局限和问题、开发它们的“它者”和差异性、最终改变它们的修补匠(bricoleur)的方法（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
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摒弃那种以建构语言话语统一体为目的的结构法，而采用以发掘语言文化话语的差异性为特征的解构法？因为语言文化话语本身不是统一的而是差异的，不是基于统一性之上而是基于差异性之上，具体而言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话语间的差异互补运动之上。德里达将语言文化话语间的这种差异互补运动概括为"Play"：“如果整体化不再有意义，那么这不是因为某一领域的无限性无法为一有限的一瞥或一种有限的话语所穷尽，而是因为该领域（语言和一种有限的语言）的性质排除了整体化。这个领域实质上就是Play的领域，即是说，是一个无限的各种替代物的领域……Play的运动，本身没有或缺省中心或本源，是差异替补(supplementarity)运动。人们不能确定中心以及可穷尽的整体，因为那取代中心（它替补它自身）的符号将中心放置在它不在场的地方——该符号被增补，以它的外加物、以它的替补物的形式出现。”（注：Derrida J.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trans.by 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278～289.）很明显，"Play"在这里指代的是符号的无中心点无固定点的、一个替补另一个的差异运动状态，指代的是语言文化话语的差异运动。
"Play"不是指人的游戏而是物的运行，具体而言是指符号的差异运动状态。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停留在"Play"的表面，望文生义地去理解它的话，则不应该将它解释成是主体的“游戏”或“嬉戏”，而应该解释成是客体的运作、是语言文化话语的差异运动。基于此，我认为，将"Play"译成“游戏”或“嬉戏”与德里达起用此词的意图风马牛不相及，将它译成“差异运动”才符合德里达的初衷。
六
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弃世界的具体性和无限丰富多样性于不顾而完全沉迷于对某种世界统一性、某种中心和秩序的追求中。这种思想严重限制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五彩人生的无限开掘，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德里达否定事物及世界本身有某种固定的中心、某种恒常不变的意义，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封闭僵死的极狭隘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格局，而开拓出一种开放的富于生机的变化多样的生活景观。所以，与其说德里达是一个否定中心、否定意义，在一片无中心、无意义的荒野上自由嬉戏的玩世不恭者，毋宁说是一个不断开辟新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开拓者，与其说解构理论是一种否定一切、只消解不建构的虚无主义理论，毋宁说是一种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批判旧思想旧文化、重构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性的理论。“自由游戏”论者将解构主义与虚无主义相提并论，显然没有根据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有人诋毁他的思想是“虚无主义”的思想时，德里达非常激愤，他说：“30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任何只要稍稍解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能轻易地发现，我完全没有破坏大学或任何研究领域的企图，相反地我在（据我所知）我的诋毁者们从未做过的许多方面，都对大学或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注：德里达访谈录[Z].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2.140.）“他们以虚无主义、反人文主义等等来指责我。与这一指责相反，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注：德里达访谈录[Z].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12.140.）
其实，从本源上讲“自由游戏”论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在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像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亚力山大·尼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所指出的，“德里达一度为他的许多文学界的追随者所误解，他（指德里达——笔者）曾仔细地读过许多供他‘解构’的文本，但对他的归纳概况（表面上类似于他的风格）却一直是由那些根本不懂哲学的人所作出的，他们只读过德里达的很少几篇论文，就根据他的某些次要的文本宣称‘逻辑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的时代已经完结，或‘西方的形而上学’最终被克服了——就这样那些只是被质疑的东西却变成了确切无疑的废品，”（注：Sharon R.Gunton 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87[M].Gale Research Company,1996.）而德里达则由一个传统文化的质疑反思者变成了一位彻底清理历史垃圾的文化清洁工。美国批评界的这种误解曾被张隆溪等人搬运到中国后，正好遇上国内理论界喜欢大刀阔斧不喜欢精雕细作、长于一概而论不长于条分屡析的浮夸文风，因而便被不求甚解地接受下来、传播开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人们的心目中解构就是“自由游戏”，“自由游戏”就等于解构学说。
事实上，这种半生不熟地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从而引起普遍误解的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点都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普遍。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当前西方文论领域许多误解中的一种的具体分析说明能引起人们对这一普遍问题的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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