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无效外交尝试
　　——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西藏探析
【  作  者】郭永虎
【作者简介】郭永虎，现任职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美国真正开始从战略意义制定西藏政策发端于冷战时期。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由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美国欲将其纳入反苏反共、遏制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联合国作为反法西斯的产物，战后成了美苏进行冷战的工具。其中，利用联合国插手“西藏问题”是美国的重要措施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为此展开了讨论，“如果共产党占领中国而国民党政权得以维继，我们的（西藏）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问题在于，我们是正式承认西藏独立；还是支持西藏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避免提及独立而只是在不改变现有政策下继续与其保持直接关系。这将取决于下列因素：公开承认西藏独立并让其加入联合国，可能会激怒苏联而占领西藏；我们是否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西藏与西方合作；中国的解体是否成为对我们的一个稳定的基地”；（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缩写为"FRUS"（已解密）下同，IX,1949,pp1070、1071。）国民党与共产党军事较量的不确定性，等等。出于上述考虑，美国等待时机制定将来的西藏政策。
　　新中国的成立动摇了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统治基础，他们欲想在中共解放西藏之前宣布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败亡使美国“失去了中国”，美国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充满敌意，欲除之而后快。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找到了勾结的支点。1949年3月，“西藏内阁”大臣嘎厦(Kashag)致信美国国务卿请求美国助其加入联合国：
　　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对立，西藏与中共无法共存，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保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认为，西藏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承认。因此我们遣特使去美国联络，如果您帮助我们将申请提交联合国使我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我们将对您及您的政府不胜感激。（注：FRUS,1949,IX,p1088。）
　　美国对此十分矛盾，由于苏联、英国、印度在西藏地位上持反对态度，美国认为此举操之过急。美国作出答复：西藏在此时申请获得联合国成员国资格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的反对，因为两者在安理会中都有投票表决权，西藏此时遣团谋求成员国资格会使中共采取行动控制西藏。（注：FRUS1949,IX,p1096。）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定与朝鲜战争（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武装入侵朝鲜半岛）的爆发，使西藏分裂势力重新看到了希望。1950年11月7日，达赖分裂集团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了呼吁书。（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4，联合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英联邦关系部”的电报。）他们把呼吁书的副本非正式地散发给“安理会”的各位代表，联合国秘书长认为，除非有一名“安理会”的成员提出请求或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要求将呼吁书提交“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否则就不会把西藏的这封电函作为“安理会”文件予以签发。（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4，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致英外交部的电报，1950年11月13日。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740页。）在美国的唆使下，拉美小国——萨尔瓦多向秘书长以《联合国宪章》第一节第一款所规定的联合国的首要职责和义务——“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宁”为依据，将“西藏遭受外国武装力量入侵”加进现阶段的议事日程。但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先将此议题提交一般委员会讨论，然后再考虑是否应当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注：《联合国文件》A/1534，转引自达赖喇嘛办事处文件《西藏与联合国（1950～1961年）》，新德里版（未署出版年代），第741～759页，1950年11月16日。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740页。）在联合国讨论西藏提交的呼吁书的时候，美国更是积极呼吁将西藏的请求诉诸大会表决。杜勒斯主张，鉴于西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如果联合国在（西藏问题）上无所作为就会让全世界失望；假如联合国以考虑到西藏问题将会使目前的局势进一步复杂为托辞而漠视这种国际侵略行动，同样会令人失望。于是，1950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印度大使发去电报：
　　国务院希望您调查针对阻挠或制止中共进攻西藏的问题上，英国、联合国、印度三方能否采取共同的立场，现在中共的这种行动似乎有所减缓或推迟……在国务院向英国当局交涉之前，要求您围绕如下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1、争取印度在联合国中给予西藏问题积极支持的可能性；2、印度政府对美国暗中支持旨在加强西藏抵抗力的措施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注：美国国家档案缩写为"NARA"，下同，793B.00/12-1450，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印度大使电报1950年12月14日，780。）
　　美国认为，提出任何可靠的建议都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上，印度不采取主动，“印度不希望在当前世界纷争中采取任何可能会冒犯已占上风的共产党的行动”。他们认为，在对西藏代表的来信作出正式答复之前，应当重新讨论西藏问题。（注：NAPA,793B.00/12-3050，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印度大使电报，1950年12月30日。）四天之后，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可以向西藏人签发进入美国的临时签证。同时，美国关于西藏向联合国提交的呼吁书尚未形成，国务院希望西藏代表到了美国之后，能够出席关心西藏问题国家所举行的前一阶段的辩论会。（注：NARA,793B.00/12-2650,1951年1月3日，781。）
　　在美国国务院制定西藏政策讨论会上，占上风的观点主张，美国在联合国举行西藏呼吁书的听证会可以得到益处：这包括进行反共宣传和表明倾向一切像西藏这样呼吁政策的连续性。中国事务部罗伯特·斯特朗(Robert  Strong)向联合国政治与安全事务部梅耶尔斯(Mayers)先生表述道，虽然看上去我们似乎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占领西藏，但是如果能为鼓动西藏奠定基础，并且还能为将来向共产党保持对西藏控制力的挑战的其他因素打好基础，那还是有希望。目前这种形势也许正是通过联合国采取全面行动以获得国际社会澄清西藏地位的时机，这样才能为我们将来提出与西藏的政治地位有关的任何决议扫清障碍，这是长期打算，需三思而后行。（注：NARA,793B.00/1-3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3日。）
　　此时，达赖也加紧了与美国的联系，并于11月15日致信美国国务卿：
　　……中共在德里谈判正在进行之时突然侵入西藏。西藏是一个宗教国家，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能力自然很弱，因此我们恳求阁下向贵国政府交涉，在联合国中向西藏提供有效的支持，以使热爱和平的国家西藏免受战争毁灭，对您的仁慈和善意我们将感激不尽。（注：NARA,793B.00/1-1550，转引自美国驻印度大使致国务卿电报，1950年11月15日。）
　　1951年1月6日，美国国务卿通知美国驻印度大使，国务院认为，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应当允许“缺席讨论”（西藏问题）。（注：NARA,793B.001/1-6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6。）1951年1月3日，国务院对西藏代表团作出如下答复：
　　国务院已经注意到你们于1950年12月21日提交的那份呼吁书，而且，国务院对西藏自治的连续性表示关注，并对西藏向联合国提交的呼吁书表示同情。（注：NARA，西藏第320号，美国驻印度大使索康·杰达巴和在葛伦堡的群培土登的信，1951年1月11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伦敦大使询问英国外交部是否考虑采取任何一切可行的行动，以使印度现在在联合国中或在联合国外不情愿地支持西藏。（注：NARA,793B.001/1-651，斯特朗向柯乐博提交的备忘录，1951年1月6日。）英国对此持消极态度，“伦敦当局主张不采取任何行动”。（注：英国外交档案，371/84455，英国外交部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的电报，1950年11月7日。）英国政府最后向其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下达如下指示：
　　由于考虑到联合国目前正在讨论西藏问题，因此我们不可能向西藏人提供这种担保，即英国不能帮助西藏把呼吁书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我们认为提出西藏问题呼吁书的时机尚未成熟，（注：英国外交档案，371/93002，英联邦关系部致印度的高级专员，1951年1月2日。）并建议联合国总委员会，应当暂缓对萨尔瓦多的代表所提出的请求作出裁决。（注：转引自达赖喇嘛办事处文件《西藏与联合国（1950、1961年）》，第11页761。）
　　印度对美国人的要求提出了同样的理由，“假如印度政府现在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共产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印度政府，使其丧失在朝鲜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对北京施加影响的机会，因此印度政府看来，西藏问题还是暂时搁置起来为好。（注：NARA,793B.00/12-2550，会谈报告，见美国驻印度大使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1950年12月27日。）
　　由于英国、印度已主张延期讨论，美国也无可奈何。美国代表克劳斯发言指出，由于毗邻西藏的印度政府提出体面而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设想，格鲁斯已投票赞成延期考虑萨尔瓦多的请求。按其传统惯例，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会投票赞成把该项议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美国即使在遭到谴责的情况下依然采取该原则，不把这种无理而带有欺骗性的谴责当一回事。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17条协议），美国认为这是中共在西藏取得的一个胜利，促使美国坚定了支持西藏分裂集团加入联合国的决心。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韩德森：
　　美国认为，（西藏代表）向联合国递交新呼吁书是西藏的当务之急，其他主要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在联合国会予以支持，这可能比首先到联合国更快且更有成效。美国将向西藏前往联合国的代表颁发签证。西藏代表是否到联合国，何时前往将由他们自己决定（注：FRUS,1951,VII,China,pp1693-1694。）  。
　　可见，尽管美国人仍然没有向西藏人关上大门，但是西藏第一次向联合国呼吁求援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二
　　1959年，美国支持达赖叛乱失败后，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进行了一系列干涉西藏的活动。当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49年创立，又叫自由法学家同盟，其主要目的在于收集共产党国家的“不公正现象”；向世界提供铁幕后面阴暗角色的有关证据。由中央情报局对该组织提供大量款项，并视之为反共良友。见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译本），第214、215页。）  对中国在西藏侵犯的所谓“事实”进行调查，认为中国在西藏推行种族灭绝的政策。该委员会将其所谓的调查报告提交联合国审议。（注：FRUS,1958～1960.XIX767,The  Question  of  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Geneva:l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59。）  这不仅鼓舞达赖和西藏流亡集团向联合国寻求支持的努力，而且在联合国系统产生了轩然大波。
　　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Robertson)与国务卿在讨论关于承认西藏政府的地位和联合国考虑讨论西藏问题时，决定采取联合国行动。为此，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如果西藏人公开向联合国呼吁：
　　1)我们将与亚洲其他自由国家紧急磋商，告知他们我们支持呼吁并急切支援；
　　2)我们应决定采用最有希望的联合国行动和最合适恰当的提议，尽可能寻求更广泛的倡议与支持；
　　3)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向达赖发出出席安理会或联大的邀请；
　　4)万一印度或其他未承诺的亚洲国家反对未来的联合国行动，我们应考虑他们的反对意见，但他们的态度不起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西藏人不能亲自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
　　1)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采取行动将此事呈交联合国，并对西藏问题保持经常性讨论；
　　2)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达赖下定决心采取联合国行动；
　　3)我们应当与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充分协商，以确定他们对采取联合国行动的态度；
　　4)根据情况的发展，如果另外一个自由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表现出对联合国行动感兴趣，我们将谨慎地鼓励他去实践；
　　5)如果有迹象表明达赖乐于将西藏问题诉诸联合国并有足够的支持，我们将鼓励另一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注：FRUS,1958～1960.XIX767。）
　　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代表美国国务院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大使馆还指示达赖，为激活西藏问题，以西藏人权遭到否定和破坏为由要比指控中共侵略更容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有潜力的支持者因西藏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而放弃；或因不愿直接与中共对抗而放弃。如果达赖在联大上发起呼吁，华盛顿承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邀请达赖访问，并使该议案公开化。至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目前应推迟考虑，但大使馆表示，该问题将在随后的联合国行动中得到充分的审议，最好由亚洲国家牵头，基于亚洲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佛教国家，墨菲强调，美国不希望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不负责任或冷淡的态度，如果达赖为访问而寻求支持，即达赖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注：NARA,RG59,Folder  395；另见〔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5页。（著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1958至1965年间负责西藏秘密工作的官员。）
　　为了促使亚洲支持西藏提案，美国国务院给所有其驻亚洲佛教国家（卡拉奇、马尼拉、雅加达、安卡拉、吉隆坡等）发去电报，以此寻求支持将西藏呼吁书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国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将与亚洲友好国家协商，以发起将西藏问题诉诸联大日程的行动，并欢迎达赖在新德里与亚洲代表因讨论他们的呼吁；达赖应写信给秘书长表明呼吁书内容，并将其散发给各成员国；再次建议达赖，呼吁书建立在人权受压迫基础上比控诉侵略将会获得更多的选票（注：〔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6页。）  向联合国递交议案的过程是汇集全部文件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联合国将按照这些文件、达赖的态度以及联合国成员国的态度作出最终决定。（注：FRUS,1958～1960,XIX  772-773）
　　　美国还向达赖承诺，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并且坚信任何使北京参会的努力必将遭到失败。美国政府认为，联合国不应把西藏人作为军事压迫的牺牲品而无视他们的呼吁请求；美国认为，达赖本人出席联合国大会将是有意义的；美国认为应该给予西藏人一个向联合国反应其不平的机会；联合国不应只重视欧洲的人权而忽视亚洲。（注：〔美〕J·卡诺斯：《冷战的孤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198页。）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做了大量外交工作，1959年9月5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布朗(Brown)会见印度外交部长达特(Dutt)，要求印度在联大提出西藏议案。印度政府依然不情愿，印度认为：共产党中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因此该提案不适合西藏问题；印度不愿意西藏与中共交恶；苏联密切关注西藏，印度不想卷入冷战的纷争。鉴于此，美国只好提出缓兵之计：即使印度不愿首倡提案，但至少不应反对提案，并应采取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予以支持。（注：FRUS,1958～1960,XIX  780-781。）
　　在达赖6月28日提交呼吁书的同时，美国向英国表明支持西藏事业的决心，并征求英国的建议。（注：FRUS,1958～1960,XIX  775。）
　　1959年9月，助理国务卿帕森斯赫脱建议美国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提议的失败，会使美国对自由世界人民领导权利之能力令人怀疑，并将使亚洲自由国家意识到我们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正在减弱。（注：NARA  RG59,Folder  3951,Parsons  to  Secretary  Memorandum,September  16,1959。）因此，在戴维营会谈期间，国务院应积极致力于西藏议题。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局、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美国决定帮助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以“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使达赖流亡势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注：FRUS,1958～1960,XIX,Tibet,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obertson)to  Secretary  of  State,p.765。）11月3日，墨菲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帕森斯(Parsons)接见达赖的长兄土登诺布，向他转告美国的新决定：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并支持达赖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以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进而脱离中国。（注：FRUS,1958～1960,XIX,Tibet,pp.800-801）在美国的鼓动下，爱尔兰和马尼拉已同意带头提案。（注：爱尔兰的提案为“尊重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权利，给予公民待遇，反对践踏人权，并谴责中共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破坏了他们公民宗教自由权”。）英国在9月17日勉强接受提案。（注：NARA,Mo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eptember  17,1959,FO371/21845。）
　　1959年10月召开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Hammarskjold)，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日程。10月21日，联大对这两个提案国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大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1353号。这个决议从《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出发，以达赖及流亡集团向联合国提供的所谓正式声明以及其他新闻报道为依据，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已被强行剥夺；认为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注：FRUS,1958～1960,XIX  796。）
　　　　三
　　进入60年代，西藏分裂势力继续谋求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1960年9月13日，达赖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赫脱，请求美国支持西藏反对中共的斗争，并帮助西藏人使联合国重新考虑西藏问题。美国立即作出回复：美国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继续全力地对世界舆论施压，以反对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实践证明，共产党政府不可能完全不顾世界舆论，我希望联大进一步采取行动和手段帮助西藏人民减轻苦难。美国将准备请求马来亚和泰国实现这种帮助，共同发起西藏问题的提议以实现上述目的。达赖还在9月16日信中要求美国：1、促使联合国大会承认西藏的民族自决权。2、授权联合国秘书长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督该权利的实行。3、并建立一个西藏问题的常设性机构。美国认为民族自决权应适用于西藏人民，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并决定将在联合国大会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重申这一立场。（注：FRUS,1958～1960,XIX  811。）
　　1960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对土登诺布表示，由于美国、马来亚和泰国已经建议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大议事日程，美国表示欲与两个发起国马来亚和泰国密切协商，尽一切努力支持西藏问题。还指出，美国坚决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并愿将该原则加入联合国西藏决议。西藏问题不会像一个片段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遗忘。美国将尽最大努力保证联合国知悉这一情况。（注：Merchant  and  Thondup,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October  27,1960,NARA,RG59,box  
2162。）
　　1961年3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斯(Bowles)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r  Stevenson)，他允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向总统提交一个西藏行动计划，它将不受我们在联合国一贯立场的束缚，西藏不应作为我们轻易、忽视的对象，美国将竭尽全力寻求途径履行对西藏人的承诺。（注：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ugust,5,1961,FRUS  1961～1963,XXII  p.113。）5月30日，鲁斯克(Rusk)致信达赖，“美国将继续让世界舆论关注西藏的悲惨苦境，以及西藏人民为争取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美国人民期待西藏人民早日获得自由与和平。”（注：Rusk  to  Dalai,Lama,May  30,1961,NARA,RG59,box  2161。）
　　　12月20日，联大对由爱尔兰、马来亚、泰国、萨尔瓦多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0票赞成，11票反对，29票弃权，再次通过《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
　　回顾1959年12月20日关于西藏问题的第1353号决议，关注到在西藏继续发生的严重事件，包括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禁止他们传统上享有的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没有比像大量的西藏难民逃亡邻国这样使西藏人民遭受的严重困难的事件更令人忧虑了。考虑到这些事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人民和民族的自决的原则，这些事件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恶化人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可悲的影响。
　　一、重申、确信、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对在法律的基础上发展和平的世界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二、再次庄严地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自治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三、表示期望各成员国将会尽一切可能，作出适当的努力，达到前决议的目的。（注：梁劲泰、李碧宪：《美国干涉西藏的历史过程》，《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政府对西藏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想利用西藏作为对抗中国的基地，在政治领域，印度的立场发生了转折。这给达赖带来了新希望。在1963年，纪念叛乱四周年之际，印度政府没有反对达赖炮制的“藏独章程”。当北京政府抗议时，印度不予理睬。
　　1963年12月1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实施西藏行动（包括宣传、政治行动、准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使西藏成为一个自治的政治概念，用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内部的发展。其中一项内容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出资15万美元／年）建立“西藏议会”。该机构将作为达赖用来主张“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非官方代表机构。西藏议会（设在纽约）将与在联合国支持西藏的国家，尤其是马来亚、爱尔兰、泰国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注：FRUS,1964～1968,337.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11  Washington.January9,1964。）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致信达赖：
　　美国对近年来有机会将西藏人民的苦难通过联合国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表示赞赏。美国政府欢迎萨尔瓦多、菲律宾、尼加拉瓜将西藏问题提交十九届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我们当然希望西藏问题能在联合国取得胜利，并尽一切努力给以帮助。（注：FRUS,1964～1968,33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I/Washington.December  29,1964,l  p.m。）
　　美国继续支持民族自决，美国主张，任何不含有民族自决呼吁的决议均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关注下降的表现，也将意味着承认中共对西藏的统治。（注：Department  of  State,Telegram  435,August  10,1964,NARA  RG  59,box2741。）1964年，印度政府第一次赞成西藏问题的决议，但提出保留：“决议应基于人权遭到破坏之上，并警告不包括西藏自决权。”（注：U.S.Embassy,New  Deli,Telegram  752,Septmber  25,1964,NARA  RG  59,box  2741。）国务院建议，如果西藏为了取悦印度而发出一个无力的提议，土登诺布务必将其视为一次亚洲提议。但是亚洲国家一直三心二意，徘徊不定，只有菲律宾同意发起，还有萨尔瓦多，这几乎算不上“亚洲首倡”。克劳斯(Gross)认为，因为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使马尼拉惧怕中国而不敢提议。在1964年联大上，西藏问题没有获得辩论。
　　1965年，土登诺布不得不发起“西藏人民一直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Freedoms)被剥夺”的呼吁。美国与土登诺布经过协商，对“自由”(Freedom)一词使用了复数，意为该自由还包括民族自决权利的自由。使该决议既可以让美国满意，又可以赢得印度的赞成。
　　在1965年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萨尔瓦多、马来亚、尼加拉瓜、菲律宾和泰国再次提交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将这一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日程。大会最终以43票赞成，26票反对，22票弃权第三次通过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不过这次只是重申了1959年和1961年的决议。
　　1968年，克劳斯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劝说印度发起西藏问题的提议。他写信给鲍尔斯要求其以私人身份访问印度。但是印度不愿意重蹈苏联和东欧关于人权的覆辙。（注：Correspondence  in  the  Chester  Bowles  Papers,Box  331,Folder  0090,Yale  University  
Library。）苏联入侵捷克，苏联很可能投反对票。9月，印度决定不发起决议。鲍尔斯仍不死心，还准备劝说印度发起倡议，认为这样做可以“加深中印之间的分歧，而更加巩固他们自己的立场使苏联陷于两难境地。然而好景不长，鲍尔斯成了尼克松竞选的牺牲品，该计划就此夭折。进入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逐渐放弃通过联合国分裂中国的计划。
　　　　结论
　　其实，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三个决议是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共反华战略的产物。当时联合国没有恢复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台湾占据着中国的席位。虽然台湾当局也反对西藏独立，但因它支持流亡藏人的反共活动，在联合国没有开展有效的反对西藏独立的斗争。可以说，联合国的决议是对中国“无理的缺席审判”，亦可视为外交上的无效尝试。这三个决议对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西藏分裂势力以及国外反华势力经常引用这些决议来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噪西藏“民族自决”，图谋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