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马拉雅山地族群
　　喜玛拉雅山脉位于西藏高原南侧，是一条近似东南西北向的弧形山系、从东至西，横贯中国西藏东南部及中不(不丹)、中尼(尼泊尔)、中印(印度)接壤处，蜿蜒连绵2400余公里，宽约200—300公里。它是世界上最高、最长、覆压地域最广的山脉，在那里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人们称它是地球上的除南极、北极之外的第三极；它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神秘和神幻般的世界，是诞生神话、史诗、传奇、传说和故事的摇篮；近二百多年来，特别是自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以后，它曾并且继续以其无穷的魅力吸引了我国的和世界各国的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登山家以及旅游者和冒险家们，踏足其间，身临其境，探索喜玛拉雅奥秘。
　　喜玛拉雅山地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化地域。喜玛拉雅山地大致可以划分东段和西段等两个山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和群体，创造了各自的民族和群体文化。
　　喜玛拉雅东段山区
　　喜玛拉雅东段山区，其绝大部分置于我国传统边界以内，还包括有中国与不丹国接壤的地域，约合数十万平方公里。在那里世代居住着的主要是珞巴族、门巴族、ｄèｎｇ@①人、山地藏族和不丹国人。
　　珞巴族，全民族人口约计30余万，主要聚居在地理上被称作“珞隅”的地方。“珞巴”意为西藏的南方人。操珞巴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珞巴族社会还停滞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全民族由130多个部落组成，较大的部落也有30余个。珞巴族以狩猎生产为主，山坡地和河谷地带有少量的刀耕火种农业。全民族信仰以灵的观念和灵魂观念为思想核心的、以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为表征的、以巫术活动为仪式行为的原始宗教，巫风灵雨弥漫，神话巫舞盛行，他们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大型的《创世史诗》、《祖先史诗》和《英雄史诗》。
　　门巴族，全民族人口约计4万余，主要聚居在地理上被称作“门隅”的地方和史称“白马岗”(相当于今墨脱县)一带。“门巴”意为居住在山洼里低地的人。操门巴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民主改革以前，门巴族社会是封建农奴制与原始村公社制并存的复合社会发展形态：其民族内部保留着完整的原始村公社，财产归村公社集体所有，所承担的赋税、差捐和劳役也归村公社缴纳，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和等级划分。在民族外部与西藏封建农奴主的关系，则整个民族沦为西藏三大领主的农奴，门巴族村公社集体缴纳赋税、差捐和劳役。经济生产，在门隅地区以刀耕农业和小块园田农业为主，在白马岗地区以狩猎生产为主。与其社会发展的复合形态相一致，在门巴族中，原始宗教信仰和佛教信仰并行不悖：佛教中的宁玛教在门巴族中有广泛传播，但是，门巴族是把佛教纳入原始宗教中加以理解和改造，躬请佛和鬼灵一同在盛宴上入席，享受人间奉献的牺牲和叩拜；躬请巫师和喇嘛一同步入神圣的祭坛，不分彼此，合唱人间的祝福。原始宗教仍是门巴族主体意识形态。
　　ｄèｎｇ@①人，主要聚居在地理上被称作“察隅”的地方。操ｄèｎｇ@①语。主要从事狩猎生产，兼及刀耕火种农业。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民主改革以前，ｄèｎｇ@①人社会发展形态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有完整的氏族部落制度，父系氏族是主体成分，但母系氏族有相当的残存。信仰原始的物活论和万物有灵论，巫风荡荡，鬼影绰绰，仪式盛行。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神话，神话是他们的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山地藏族，其祖先大部分是在9至12世纪西藏分裂时期迁入其地的。他们是带着藏区高原文化融入了门巴、珞巴社会之中，历经历史沧桑，交汇互动，终于整合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
　　不丹人是不丹国的国民，其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历史上被藏族称作“主巴”的族体，主要居住在与门隅地区接壤的喜玛拉雅山地，历来与门巴族为邻。操不丹语。其国民主要从事牧业生产，河谷和山坡地有少量农业。信仰佛教和原始宗教。
　　喜玛拉雅西段山区
　　喜玛拉雅西段山区，骑跨在中国与尼泊尔、中国与印度交界的广大地域。在其北侧的我国境内主要居住着夏尔巴人和山地藏族；在其南侧主要居住着尼泊尔国人和印度西北部山民。
　　夏尔巴人，主要居住在西藏定结县的陈塘区和樟木立新一带山区，约1200余人。“夏尔巴”藏语意为“东方人”。操夏尔巴语。西藏民主改革以前，夏尔巴实行种姓制，在夏尔巴人中分为色尔巴、噶尔巴、撒拉嘎、茄巴、翁巴等数种种姓。主要从事牧业生产。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原始宗教。
　　喜玛拉雅西段山地的山地藏族，是世代居住其地的原生族体，与北部高地藏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和统一性。
　　尼泊尔国人是居住在喜玛拉雅山南侧的尼泊尔国境内，尼泊尔被世人称作山地国家，其国人被称作山地民族。尼泊尔是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第一种类型是最早在尼泊尔境内定居的原住居民，他们中除塔鲁族定居在南部丛林地区，大多居住在中部山丘地带。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原先多信仰原始宗教和佛教，后改信印度教。属这一类型的还有尼瓦尔族、塔芒族、马嘉族、古隆族、逊瓦尔族、林布族和拉伊族等。第二种类型的民族主要居住在靠近中尼边境的高山地带，主要居民是夏尔巴族(又译作舍尔巴族或谢尔巴族)，约7万余人，与中国西藏境内的夏尔巴族同属一个民族；其他还有塔卡利族、洛米族、珞巴族、多尔波族和巴拉高莱族等。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多信仰原始宗教和佛教。第三种类型以卡斯族为代表，他们最初生活在西部喜玛拉雅山麓地带，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10000年间经西藏从加瓦尔进入印度，大约公元10世纪进入尼泊尔。卡斯族拥有人口200多万，是尼泊尔国的较大民族。尼泊尔人与中国西藏各民族有着悠久的密切交往的历史和传统友谊，在文化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尼泊尔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文化比较学意义。
　　我们对同属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的印度西北部山民的研究较少。印度西北部山民大部分来自印度腹地和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山地藏人，岗仁波钦圣山是联系印度西北部山民和西藏阿里山地藏人的文化纽带，他们信仰原始宗教、本教和佛教。相信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我们会对印度西北部山民文化有逐步深入了解。
　　　　　　二、喜玛拉雅文化及其内涵
　　在广亵连绵的喜玛拉雅山地居住着众多的民族或群体，我们称之为“喜玛拉雅山地族群”，他们是喜玛拉雅山地的主人，共同创造了喜玛拉雅文化。“喜玛拉雅文化”也可称作“喜玛拉雅山地族群文化”。
　　何谓“喜玛拉雅文化”或“喜马拉雅山地族群文化”?
　　文化，一般来说，是反映共同生活其间的地域族群统一的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和实践成果，是由该族群共同创造的稳定的活动方式、生活样式及其全部文明。因此，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可视的也是语言的，既是习俗的也是心理的，既体现为活动的结果，也体现为活动的方式和过程。文化的类型划分是相对的：最小单位是家族文化、社区文化、村落文化、群体文化；在其上有氏族文化、部落文化；再在其上有地区文化或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平行、交叉甚或互为包容的是民族文化，等等。文化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说，文化只与人的活动有关，大自然现象不属于文化的涵义；但是，一旦大自然与人的活动相关联，即人化的自然，大自然就获得文化意义。
　　了解了文化的基本涵义，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喜玛拉雅文化”或“喜玛拉雅山地族群文化”的涵义。
　　概而言之，喜玛拉雅文化就是喜玛拉雅山地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但是，这绝不能理解为喜玛拉雅山地各民族或群体文化的简单相加或并和。喜玛拉雅文化，作为地域性大文化，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喜玛拉雅山地的各民族和群体共同创造的、并经过频繁不断的交往、交流、互渗、互动、影响，而整合成一种统一的、独具特色的、以区别于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新型文化体。它主要包括以下文化内涵：
　　(一)人种及体型特征。
　　(二)语言系属，语言词源关系，词汇系统，词汇的文化内涵，语言与思维特性等。
　　(三)文化心理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四)自然生态环境、自然地理特点与人的行为互动。自然是通过人的活动、通过生产力和人的行为方式的调节而获得文化意义。
　　(五)经济文化——生产、工具、资源、生产活动方式、组织、产品、分配、交换、继承等等。
　　(六)制度文化——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风习制度(其中包括：生育、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等)、教育制度等等。
　　(七)信仰、崇拜与宗教文化。对喜玛拉雅山地族群来说，宗教生活已是他们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八)观念文化，主要体现为价值选择、判断，体现在上述的经济、制度、宗教和道德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主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倾向。
　　(九)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教育、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工艺等等。
　　(十)近百余年来，人类对喜玛拉雅山地进行的科学考察、探险、登山、旅游和开发，已成为喜玛拉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概称“科考文化”。但是，对喜玛拉雅科考文化本身的文化学研究尚在启动阶段，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以上可见，喜玛拉雅文化是悠久、博大、深邃和丰富多彩的。
　　上述关于喜玛拉雅文化内涵，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喜玛拉雅文化的分类，更不是依此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是重要的，是对地域或民族整体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分类研究不能代替对文化的整体研究。更为重要和有价值的研究，是对地域或民族文化的整体构型研究，以探索和找寻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走向，以指引和推动文化自觉。
　　　　　　三、喜玛拉雅文化特性
　　整体研究，喜玛拉雅文化有其鲜明独特的个性。
　　第一，原创性。
　　原始初民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原创型文化。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地的各民族和群体，如珞巴族、ｄèｎｇ@①人、夏尔巴人，以及尼泊尔北部大部分山地部族和印度西北部大部分山民，在20世纪中叶以前，或在19世纪以前，其社会发展还都停滞在原始社会阶段，大多以狩猎生产为主，生产工具主要是竹木器和石器，不可多得的铁器工具是从周边民族输入的神奇的“圣物”，珞巴族就称铁器为“天铁”并有许多关于铁器工具的神话，铁器在生产工具中只占极少部分，是“贵重的”器物，还不足以用来震撼和瓦解原始社会组织。其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是氏族部落制。
　　门巴族和不丹人，以及尼泊尔北部部分部族、印度西北部部分山民，虽已先后进入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但是，正如我们在门巴族社会中看到的那样，原始村公社像一颗嚼不烂的硬果，仍完整地保留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的腹腔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样式和生产活动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态，共同构成了喜玛拉雅文化的社会基础，使喜玛拉雅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原生态。我们从宗教、法律、婚姻、家庭和其他风情习俗的方方面面，乃至从语言和文学艺术特征，都可以看出它们的原创性。因而，喜玛拉雅文化具有人类文化史的发生学的价值。
　　第二，象征性。
　　形象和象征，是人类最早产生的两大基本的文化思维。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的基本文化思维是形象和象征。在语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文化的符号。
　　喜玛拉雅山地族群，虽各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因而是交际言语)，但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单音节词多于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拟声词在词汇总量中占相当的比重；在词的系统中，表种概念的词远远超过表属概念的词，如珞巴语中有各种树的名称，但没有“树”这个概括性的词；他们能指认各种色彩，但没有“色”这个词；他们以实物(指法)表示10以内的各个基数，可谓“屈指计数”；他们的最高计数是“20”，因为手指和脚趾之和是伟大的“20”，“20”在珞巴语中又含有“多”的意思。他们实行物候历，即以某些植物的生长、收获过程表示一年中的12个月，以外界的气象变化表示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他们的语言中抽象的词极其贫乏。语词是形象的和象征的。在衣食住行等习俗方面，都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如珞巴、门巴、ｄèｎｇ@①人和夏尔巴人的服饰，是他们的图腾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形象象征表现；珞巴族和ｄèｎｇ@①人居住的长房，是家长制家庭结构的符号象征；门巴人在一个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成员的饮食有严格的禁忌，男性成员可食之肉食，却禁止已婚女性成员食用；勒布门巴妇女禁食鸡肉和鸡蛋，这都是图腾禁忌的象征表现。起居行为也具有象征性。珞巴族和ｄèｎｇ@①人等许多山地民族和群体，在他们主室内的座次都有专门的名称和规定，是他们的宗教和道德精神的象征。方向也有象征性，东南西北不同方位都有不同的象征含义。珞巴族文学和艺术，是象征的文学和艺术。人类宗教本身就是象征的，特别是原始宗教是人类最初创造的象征性文化。喜玛拉雅山地族群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原始宗教，使他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他们的全部文化，毫不夸张地说，都是象征的或具有象征性。
　　第三，膜拜性。
　　以有否宗教信仰性为标准划分，人类文化大致可以分为膜拜性和世俗性两大系统，前者是属于宗教性文化，后者是属于非宗教性文化。如前所述，喜马拉雅山地族群都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原始宗教，灵的信仰、物活观念、万物有灵论和图腾崇拜，是他们观察、理解、解释世界的基本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木器、石器和简单粗糙的铁器，远不能启开他们的智能之门，世界对他们来说，到处充满了神奇、神秘和不可预测的诡谲，这就使他们首先产生了对大千世界的敬畏感；他们又时时处在大自然的喜怒无常的淫威之下，只有服从才能求生，继而又产生了对大千世界的神圣感。敬畏和神圣，是原始宗教心理机制，进而产生了信仰、崇拜和仪式，以讨好神灵，祈求“机缘陛下”。在喜玛拉雅山地族群中，信仰崇拜之风弥漫，仪式盛行，在他们当中一年四季有数不清的节日，最初都是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沿袭已久，遂成节日。日常生活如出猎、牧放、刀耕、烧荒、播种、开镰、收藏、婚姻、择日、嫁娶、生育、建屋、搭灶等等，都要举行相应仪式，人们是在仪式中生活，生活过程就是连绵不绝的仪式过程。
　　第四，混融性。
　　喜玛拉雅山地文化，是在宗教的母腹中孕育、躁动、诞生的，始终受制于宗教膜拜性文化体系。在喜玛拉雅山地族群中，信仰需要是高于一切的精神需要，宗教活动是统驭一切的“实践——精神”活动，使喜玛拉雅文化具有宗教信仰的混融性，即一方面从生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宗教的氛围，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崇拜成为涵盖一切的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诗，是与神灵的对话；舞，是感应神灵的人体动作；音乐，是神灵的欢声和悲语；戏剧，是祭神祀鬼的仪式，大凡一切衣食住行、道德、法律、语言等等，都归纳于膜拜体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文化的独立运动和分离，形成独立运动的思想、观念和形态，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心理分化为条件的。但是，这种分化，在喜玛拉雅族群中，直到上个世纪初和较早时期才姗姗来到。老子曾说过，天地之初，混沌为一。用老子的说法观察喜玛拉雅山地文化，可以说，喜玛拉雅山地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是处在“混沌为一”状态。
　　第五，多元统一性。
　　即如前述，喜玛拉雅山地居住着许多民族和群体，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各民族和群体，其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珞巴族、ｄèｎｇ@①人、夏尔巴人、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一百多年前还基本处在原始社会发展状态；门巴族、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已进入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而山地藏族、不丹国人、部分尼泊尔北部山地人和部分印度西北部山民，已进入成熟的封建制社会。以上，在“共时性”的文化平面上观察，又可见出“历时性”的文化发展递进轨迹。这就是喜玛拉雅文化的多元性表现。
　　但是，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是以地域为宏观对象，主要不是研究它的多元性，而是重点研究它的多元统一性，即整体构型研究。喜玛拉雅山地的外部自然条件，是喜玛拉雅文化生成的自然基础、前提条件和外部动因，因此，在喜玛拉雅山地的生态环境中，山地族群创造的文化就具有了基本的共同性和文化统一性。愈是向前追溯历史的源头，生活在同一大地域中的各民族和群体的文化愈具有共同性。文化事象表现和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喜玛拉雅文化是一个区别于其他地域和民族文化的独具个性的文化体。
　　　　　　四、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因素
　　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如同一切文化生成一样，是多种因素和条件整合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考察喜玛拉雅文化的生成，主要缘由以下因素和条件：
　　第一，自然地域条件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地域条件对人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是通过人的活动和所施加的作用而发生的。愈是追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远古的人类历史，自然地域条件因素对人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愈是直接和巨大。喜玛拉雅山地族群，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土著的山地居民，世世代代以来，喜玛拉雅山地是他们生命的摇篮、生存的依托、生活的源泉、心理感受的对象，他们只能在自然上苍赋予的条件下去创造他们的文化。喜玛拉雅东段山地，气候湿热，河流脉布，沟壑纵横，林莽茂密，群兽出没，是一个绿色的自然王国。自然条件规定了喜玛拉雅东段山地族群，主要从事狩猎和刀耕及田园农业，创造了亚热带山林狩猎——刀耕文化。与此相关联的也规定了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化特性：衣，属帛裙裾衣饰文化；食，属稻薯谷米即食文化；饮，属瓜果蔬菜清饮文化；住，属木(竹)构吊脚阁楼文化；行，以步代马，以篓代车，形成步背文化，等等。喜玛拉雅西段山地，干燥高寒，雪原广布，草场如茵。自然条件规定了喜玛拉雅西段山地族群，主要从事牧业和农耕。与此相关联的也规定了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化特性。衣，属棉毛袍裾衣饰文化；食，属麦菽粉面积食文化；饮，属奶油膏脂荤饮文化；住，属石构穴居碉楼文化；行，以马(牛)代步，以驮代车，形成了驮骑文化。喜马拉雅山地族群与他们生活其间的喜玛拉雅山地，是人们与大自然的最现实和最具体的矛盾。恐惧和克服恐惧的抗争，是宗教产生的最原始的冲动。喜玛拉雅山区有许多特有的自然现象，如绵亘的冰雪，高耸的山峰，倒悬的峭壁，阴森的山洞，空谷的回音，云气的幻影，乃至风呼雷鸣，冰冻雨泻，山崩地裂，日升日落，月亏月圆等等，更是神秘莫测，恐怖异常。所以，在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的鬼灵神ｚｈǐ@②系统中，都打上了喜玛拉雅地域的印记，他们的面孔、衣衫、灵魂和思想，都是喜玛拉雅的。原始宗教是万物有灵宗教，原始宗教在喜玛拉雅族群中长期盛行不衰，与喜玛拉雅自然地域条件不无关系。
　　第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基础作用。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共同构成经济基础，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生成的带有决定性的基础。即如前述，距今一二百年前，喜玛拉雅山地族群多数还生活在木石工具并用和锄农业时代，还过着“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游猎生活[2](P479)，乃至20世纪中叶，居住在喜玛拉雅山地东段的一些土著部落还使用牛肩胛骨作为铲土锄草的工具，还使用木制的锄形工具开垦梯田，用木锹翻土，木锄松土，木耙平整土地，以及使用木尖棒、骨铲子等点种[3](P51-52)。极端落后的生产力，使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仍处在被压抑的和被奴役的地位，活动不得自由，生存不能自主。一二百年前，喜玛拉雅山地虽已先后出现了刀耕火种农业和田园农业，但是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提供的可能性，使狩猎和游牧仍是他们主要的和基本的生产活动，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集体生产、平等分配、物物交换，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并由此作用和影响，构成了原始宗教文化的主旨、风习文化的氤氲和文学艺术的主题。
　　第三，生命的生产和家庭形态的基础作用。
　　从蕴藏丰富的喜玛拉雅山地神话和风情浓郁的民间习俗中，我们十分清楚地发现，喜玛拉雅山地族群，他们的全部行为，并充斥于他们心灵世界的，是为着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而活动着，思考着，他们有着远比我们强烈得多的生命意识。他们的艰难几近于拼命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服从于人类自身的存在与生产，即种的繁衍。而原始的家庭的产生和家庭形态的演进，是直接根源于生命生产的需要，最初的社会组织——氏族，是在一定的家庭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曾指出，氏族制是在普那鲁亚家庭中产生的，而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家庭的相继出现，使父系制成为必然。[4](P17)生命的生产和家庭形态对喜玛拉雅山地文化生成的意义就在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4](P2)
　　第四，民族语言的文化载体作用。
　　喜玛拉雅山地族群，绝大部分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但是，每个民族和群体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群体语言，语支不同，但除部分印度山民和部分尼泊尔山地人，大多数民族和群体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使思维成为现实，并规范了思维；在语言的运载下，使文化得以表现。没有文字，使喜玛拉雅山地族群都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们的历史口口相承，他们蕴藏有丰富的史诗，史诗是他们口承的历史，永不磨灭的口碑。他们有丰富的口承文学，同样是为了口口相传和记忆，记忆使得他们的韵语文学——诗和音乐特别发达。他们有经验丰富的语言教育，传说、寓言和故事，就是在语言教育中产生的。语言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名法，如珞巴族实行父子连名制，即自己名字的首字是父名的尾字，名字的第二个字是本名，如一篇珞巴神话说，大地母斯金生下了太阳金东，金东生下了老虎东日，东日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日尼，一个是日洛，日尼是珞巴族的祖先，日洛是藏族的祖先。上述的斯金——金东——东日——日尼、日洛，就表现出典型的父子连名制。许多珞巴族老人可以一口气背诵氏族的20几代谱系，并以此教育和传诵给氏族成员。他们崇拜语言，认为语言具有无比的法力，以至在宗教活动中，语言成为神圣的法器，创造了咒语、神话、祭辞和颂词，以期感天动地泣鬼神。
　　　　　　五、喜玛拉雅文化研究价值
　　对喜玛拉雅文化有所涉及始于18—19世纪，为了配合殖民政策和扩张企图，一些西方的和印度的探险家和旅游者，曾踏足喜玛拉雅山地，写了一些考察和游记之类的东西，但都是局部的、片面的、零碎的，谈不上全面、系统和完整的认识，更谈不上研究。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为了落实民族政策，也为了收回主权、巩固国防，自20世纪50年代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一些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曾陆续派遣专家学者赴藏，深入喜玛拉雅山区进行考察，发表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也发表和出版了引人注目的论文和专著；但也仍限于我国实际控制线以内的喜玛拉雅山地域。“喜玛拉雅文化”至今尚未明确提出，研究尚属空白状态。
　　事情总有个开头，开头难，但开头很有意义；有了开头，我们就进入了过程。
　　研究喜玛拉雅文化，其意义如下：
　　第一，建立一个新学科，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需要，也是民族学研究的需要。
　　第二，是国际文化交流和传通的需要。
　　第三，是国际合作、和平、发展、了解和信任的需要。
　　第四，具有文化史和文化发生学研究的价值。
　　第五，通过喜玛拉雅文化研究，培养和训练喜玛拉雅文化研究者队伍。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是有意义的工作，就一定要进行下去。
　　未来是属于诚实工作的人。
【参考文献】
　　[1]王宏伟，鲁正华.尼泊尔民族志·序言[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2]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A].西藏学文献资料别辑：第二函[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3]珞巴族简史编写组.珞巴族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亻右登
　　　　@②原字左礻右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