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马俑的研究界，陈景元一直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

　　该观点与主流截然不同，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后，一直被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因此，多年来兵马俑研究学界不但对他的观点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

　　陈景元今年69岁，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怀疑

　　首先，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

　　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进入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在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

　　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说，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向记者展示出当年划出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

　　“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

　　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而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化馆的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很快就打电话询问。

　　据陈景元透露，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

　　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

　　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