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四条经济协作带及其主要辐射带动地区的范围、人口、土地面积及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表2　　四条经济协作带的主要节点城市及联系通道

大。比如位于珠江中上游的云南、贵州、广西3省区,与社会经济发达的广东省相比,差距就相当大。2001年,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广东是广西的4.8倍,是贵州的9.8倍,是云南的5.1倍;人均GDP,广东是广西的2.9倍,是贵州的4.7倍,是云南的2.8倍;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广东是广西的98.2倍,是贵州的273倍,是云南的88.8倍;外商直接投资额,广东是广西的31.1倍,是贵州的421.8倍,是云南的184.8倍;固定资产投资,广东是广西的5.3倍,是贵州的6.5倍多,是云南的4.7倍。其它方面彼此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的缩小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国家政策性支持外,更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协作。因此,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合作。抑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
　　(二)有利于促进全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以上。长期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和对能源的大量消耗为条件的。这在对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高要求的同时,也意味着能源工业将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将继续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东部地区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有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支持。中国的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滞后和较低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意味着这里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潜在市场需求。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四条经济协作带内部跨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正在进一步改善。同时,西部地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长江源头、黄河源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内蒙古沙地等在内的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然在加剧,并日益影响到东中部地区,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因此,加强东西协作经济带的建设是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
　　(三)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生产要素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东部在自然资源方面相对处于劣势,但在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社会资源以及工业基础、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省份在自然资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且中西部省区有些重点城市的工业基础也相当雄厚,但在无形资源方面却存在着相对劣势。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存在,为经济带各地区开展经济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优势,提供了可能。目前,经济协作带的东部地区在经过多年以来的经济扩张以后,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原来支撑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而有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要求。相应地,与之毗邻的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产品的条件,也具有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能力和需求。同时,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经济带上下游地区之间在农副产品、旅游产品和能源产品等领域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等合作正在有序实施。因此,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各地区在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构筑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结构,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四)有利于建立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体制保障已经基本形成。第一,在全球体制方面,中国是WTO成员;第二,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是APEC的积极推动者;第三,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正在与东盟进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同时,中国还参加了东盟与中日韩的定期对话机制。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迈向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崭新阶段。从空间上看,一个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省会城市直至内地各开发区所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沿海和沿边的对外开放边境环带也初具规模。向东、向北、向南和向西全面立体开放的总体趋势也基本明确。在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四条经济带的建设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珠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加强向南开放和实现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带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和实现与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向西开放,推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京津———呼包银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实现向北开放和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四、政策建议
　　———把加快这四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21世纪中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首要任务,而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尽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带内各地区之间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将受到政治、财税、文化、体制以及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制约,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依然需要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进行协调和推动。因此,应当将加快这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作为中国21世纪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资源约束将存在于其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方面要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利于各经济带之间以及经济带上下游之间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利于克服资源开发的盲目性,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突破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约束。
　　———加强经济带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整体规划
　　经济带的建设要求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应当从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这就要求在规划上实行联合编制,共同构建经济带产业发展和布局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整体框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沟通区域间联系的网络型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电力和通讯等的规划与建设。要统一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对重大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区域协调和配合,使经济带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整体优势。
　　———引导和鼓励带内的产业分工、转移与调整,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应当进一步加强经济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调,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通过制定一些共同的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带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为充分发挥区位和经济优势,加快区域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各地区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区域性的产业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各地要着力于发展特色产品,提高某些重要的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消除地区封锁和贸易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在中国具有深远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是制约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因素,长期看对地区发展是一种损害,更不利于全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带。
　　———建立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建设利益补偿机制
　　保证生态安全是经济带上下游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这四条经济带上游地区生态的退化,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安全,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改善上游地区的生态状况,将施惠于整个经济带。然而,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有可能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上游地区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为了保证生态建设的持续性,必须建立上下游之间生态建设的利益补偿机制,使下游受益地区也承担一定的(甚至是主要的)生态建设成本。
　　———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形成经济带建设的组织保障
　　应探索建立由国家有关部委和经济带内各省区的政府部门组成的高层协调机制,为经济带建设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种非官方机构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