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的指南，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基础。法治社会里，如何建构现代司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愉就此撰文，本报拟分两次刊发，以飨读者。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逻辑的一致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不应出现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就必然会选择一些具有最低限度普遍性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基本理念，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点甚至与政治体制并无冲突。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同样授予法官和检察官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始终以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理由拒绝承认司法官个人的独立，但其隐含的逻辑应该是：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该逐步实现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应该向着这一既定目标前进。

　　其次，现实合理性。尽管受到体制和现实的制约，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现代司法理念，如程序正义观念、既判力观念、法律真实观念等等，通过法学界的传播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各种改革，正在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接受。这些理念同样属于现代司法的一般理念，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不仅塑造了现代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本质，也是保护司法权、以当事人的权利分担司法官责任的有效途径。然而，这些理念却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及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理念的合理性面临着现实合理性的考验。目前，尽管以程序正义为目标的改革尚未完成、其效果尚未显现，但“程序正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一方面，“程序正义”与传统的正义观念的矛盾可能会使情理法的冲突加剧，使人们从对法律过高的期待转向失落和对法律的规避；另一方面，社会对法律的运作充满警惕，不惜通过种种方式对司法程序实施反向制约。我们可以从极高的再审率、新闻舆论对审判过程的影响，乃至当事人和律师在审判外的活动等方面，都能看到社会对“程序正义”本身的抵制。于是，坚持程序正义理念的法官面对社会当然会感到困惑和无奈，两种理念和逻辑的冲突几乎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应该考虑的不是“一步到位”，而必须兼顾当事人能力及国情，在诉讼程序中充分保证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尽量缩小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个体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差距。司法机关在程序改革中应尽量摆脱自身利益的驱动，使当事人同样从改革中获益，并通过精心论证和设计的整体性改革，以渐进的、多元化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如果操之过急，各行其是，反而会使法的权威受到损害，失去社会的支持，增加法治实现的障碍，甚至导致法治的信任危机。

　　最后，恪守司法的职责，避免急功近利地扩大司法权的功能和范围。在法治理想的鼓舞下，社会对司法机制寄予了过高的期待，但对诉讼自身的局限性及其供需失衡的问题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采取了逐年加大对司法的投入，以增加司法资源来应对需求增长的发展战略。应该承认，诉讼的增长和对法院的积极利用，对于适应市场经济，改变社会调整机制以及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质量的提高，粗放司法的状态因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的权力配置是需要通过宪法来建构的，创制法律的权能根本上属于立法者，司法机关的自我扩张无论具有多么良好的动机，终归缺少正当性和合法性，亦会造成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因此，目前司法机关应谨慎使用自由裁量权，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保持应有的尊重，以保护自己发展的空间。同时，重视发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提高司法质量上下功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范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