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概念是由国外引进来的，但绝非简单的舶来品，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在国外早有这方面的立法和理论研究，但在1978年前，我们都不知道经济法为何物。一些人对它不了解、也不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和我们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过度地在调整对象上的部门之争有关；和经济法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而带来的幼稚、粗糙及自身不统一有关；也和一些同志对经济法并未认真地研究就予以轻率的蔑视和简单地否定有关。用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和方法是很难理解经济法的。如果我们撇开简单化的部门、“领地”之争，从经济法的产生形成的社会经济根源、国家职能变革，以及法律、法学自身调整功能发展的历史，去认识和研究经济法，就会得出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法律学科都得到了革新和发展，经济法的出现，更是法律、法学领域内的一次突破、一场革命。有些同志总是批评经济法“保守”，是“计划经济的法”，是维护旧的政企不分管理体制的法。这些看法都是看颠倒了，应该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实，经济法在我国的出现，才正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结果。那些创建中国经济法学的人是在法律、法学领域内进行着一场思想大解放和现代化的改革，是革新而非保守，是前进而非倒退。如果我们仍然承袭西方的公法与私法截然划分的传统体系；如果我们囿于“纵向经济关系归行政法，横向经济关系归民法，内部经济关系归劳动法”的传统格局而不敢动其分毫；如果我们也一切唯古、唯外、唯本本，那么，中国经济法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大陆法系在法律、法学的历史发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功不可没。现在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法律价值和不少的法理精华。原有的法律、法学部门包括新兴的经济法都仍然应该研究它、运用它。但也必须看到，主要发源于欧洲大陆，成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大陆法系，其不少理论观点和方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实际和需要。它应该也必须有所改革，有所前进。这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应如此。在我国更不可简单地将大陆法系（以及英美法系）作为评断我们法学理论是非和法制工作成败的标准。

　　经济法的出现，至少在以下十个方面对传统法律、法学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一、把法律、法学与经济直接地、密切地结合起来。传统法学理论多半在原则上和抽象意义上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民法也只在微观上渗入到经济领域。经济法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面、整体的结合，使法对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二、突破了公法与私法绝对划分的界限。经济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 和东方的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纯粹”的公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社会经济法。”

　　三、正确解决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法在西方突破了国家不干预市场经济的传统观点，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参与和管理的历史过程。在我国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已经实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过度的干预和管理，所以，中国经济法的任务是要解决国家干预过多、市场无法自转的体制问题。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济法早期的“国家干预说”，不能简单地说“经济法是国家之手的法”。其实，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法，还是东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都是在“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结合协调中产生的，都是两只手的产物，只有一只手是不可能产生现代经济法的。只有“市场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民法；只有“国家之手”，产生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行政法或实质上是行政法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法的“双手说”，解决了现代经济法两家产生、形成的共同规律问题，也为现代社会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四、在调整对象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的主张。经济法认为，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关系复杂多变、相互交错；也由于法律、法学自身的变化，因此，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从不同层次上，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整。此种见解主要是就经济、民事关系而言的。刑法是典型的‘一对一“调整模式，所调整的关系在实质上不应混淆，但其调整方法却可由有关的经济法规规定和运用。

　　五、突破了国家身份的“一重说”（行政管理者）和“二重说”（行政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提出国家身份“三重说”（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说”（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以及“三次权利分离说”（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将经济管理关系从行政管理关系剥离出来，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基石。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有相同处和相通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上下层次性），有时也运用行政方法，但两者有着基本区别。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对物质利益实体进行管理的关系，必须承认被管理的相对方（经济组织等），是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在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都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国家机关仍然可以发号施令，依法行政，但必须对相对方的经济组织承担义务和责任；经济组织应依法接受领导和管理，但也有权对上级国家机关主张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应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而不能以行政命令为主……这些都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

　　六、突破了“法律只调整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外部关系）”的观点，提出“法也调整那些有着共性的和重要意义的经济组织内部关系”的理论。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三个内部条例、《公司法》以及一系列财务、会计规则，都是这一理论的法律依据。在现代社会，国家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必须以法律手段对企业公司的“后院”，进行必要的、直接的管理和监督。这表明法律调整范围的扩大和调整功能的加强。当然，对此应严格限定，不可把企业管死，企业大量的内部关系仍应由其内部章程调整。

　　七、提出了“经济法主体”概念，给纵、横、内部各类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组织以一个统一的主体资格。若能运用于立法、将可能解决现行法律、法规中许多模糊、疏漏之处，也有助于司法审判中诉讼主体的认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转机条例》都规定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种纵向经济管理关系。在此种关系中的企业应属何种法律主体，上述法律和法规均未明确。很显然，叫行政法主体不行，叫法人更不可，因为企业不能以法人身份和政府发生关系；叫企业也不可取，因为“企业”不是法律主体概念。再如，《经济合同法》等几个法规定的“其他经济组织”，又属何种法律主体，很显然，它不是法人，但也不是合伙。诸如此类问题甚多，我们的立法不应再这样“模糊”下去！经济法主体涵盖了“内部组织”，这也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一个突破。传统理论是根本不承认内部组织有任何主体资格的，但是，从经济法所调整的内部经济理论中已经必然引伸出内部组织主体的概念。现行立法实践中将继续会出现这类问题。如两个银行法中的分行、支行，都应属内部组织，法规将会给予它们以统一、明确的规定。只称之为“分支机构”，由银行内部章程调整是不够的，无法满足其地位和活动的需要。

　　八、突破了“法只是打官司”的观点。持此狭隘观点的人可能已不多，但我们的法学教育中许多方面仍然突出着这种倾向。法律是要“秋后算帐”的，法律也是要为打官司服务的。但这只是法律功能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可能有所缩小。经济法是天然的法系统工程，其系统调整的思想，将法律调整功能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在经济纠纷、经济违法事件发生之前即发挥作用。通过管理、监督、引导、指导，确立法律关系，保障依法运行，使经济纠纷和经济违法案件不发生、少发生，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当事人，对有关方面都是有利的。经济法当然也要“治于已然”，但更着重“防于未然”。其实，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国”的方针，其重点也不是依法追究责任，而主要是指导、引导经济关系的依法确立，依法运行。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不同于西方的产品责任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产品责任追究法，而是将其包括在内的产品质量管理法与产品责任法的统一体。加强质量管理，将产品质量纠纷消灭在其产生之前，这正是我国产品质量法较之西方的产品责任法更为先进的地方。

　　九、突破了“法只是确认、巩固已有权益”的观点，将法律调整的功能向前、向未来延伸。经济法是发展之法，是未来之法。经济法体系中的许多部门法都既调整着当前现实的经济关系，确认和保护着当前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也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保护必要资源，如计划法、基本建设法、产业政策法、可持续发展法等等，经济法的这种功能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能取代的。我们还可以由此看出，那些主张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的观点，是没有全面观察经济法体系，没有看到经济法的超前引导功能的。

　　十、提出了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从未提出的“社会责任本位”和“责、权、利、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是正确的。它们在对待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是都有侧重的。经济法则是“社会责任本位”。社会责任本位实质上是社会利益本位在法律、法学上的表现。由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所以经济法绝不忽视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和等同的（特别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整体利益，资产阶级政府在一些方面也代表着社会，但其整体利益更多是体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经济法也绝不漠视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和基础作用，绝不把企业视为完全被动的附庸组织和义务主体，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经济法不能没有企业。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经济法是既保护它们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又限制它们权利（力）的滥用和对对方的侵犯。无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无论它们是处在纵向经济关系中，还是处在横向经济关系时，都应以社会为本，对社会负责，即都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实现平衡协调共同发展。

　　经济法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仍需要继续探讨，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中国经济法学还会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热切希望得到各个法律部门的扶持与帮助。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我们国家法律、法学的加强，都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让我们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思想旗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解放思想，共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

　　刘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