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人的普遍交往

　　什么是全球化？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埃墨瑞杰说：“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和地区性的政治边界的经济活动在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巴伊洛奇指出：“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结构越来越多地跨国界联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国际劳动。在这一分工中，一国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全球化也是指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述依赖在空间上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从上述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往往强调了全球的相互依赖，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但从全球相互以来和发展的角度分析，从政治学意义上解释，当代国际政治学家R·基欧汉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相互依赖的强化。”这里的相互依赖主要指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按照这一点认识，全球化导致的是民族国家不再是人们思考的主题，人们应该把全球化作为“最好的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全球化的实际结果就是“世界社会”。实际上，政治学家对全球化的认识，虽然揭示了当代主权国家变化的新现象，但在当代社会中，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活动主体。全球化可能带来主权国家界限的模糊或变革，但不能说主权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文化学角度解释，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成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地球犹如一个个村庄。世界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 的基础上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上。”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是世界的压缩，又是指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换句话说，全球化就是全球相互依赖的事实和全球整体意识。文化论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和讨论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整体意识的增强。但对此，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而且也带来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特殊主义普遍化，也不意味着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在全球整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条件下，世界文化中异质化和多样化同样是全球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全球化应该被理解为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方面相互协调的过程。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解释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但都接触到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普遍交往关系这一基本事实。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揭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是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我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工业化基础上，超越民族、地区和国家空间和制度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普遍交往过程。

　　在近代社会以前，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农业领域中，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限制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人类的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各自所处的地区范围内，即使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贸易往来，范围、规模、程度也十分有限。新大陆的发现、商品经济开始超越了区域限制，开始成为了一些地区或洲之间的活动。18世纪中后期由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创了历史新时代。它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资本家对资本的追逐，追求最大的利益，获得更多的货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样，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使各地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人类开始步入到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不过从工业革命到二战以后的约二百年时间中，西方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全球普遍交往关系的主要参与者。上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后发国家工业化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来，而且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90年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从西方一家独白走向到由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共同参与、共同交往的多元共生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资本跨越国界和制度的障碍实现了广泛的流通，生产活动中的分工和协作超越了国家而在不同国家之间铺开，生产活动不再停留于一国内部，而是在多国或分工与合作的体系中进行；金融活动跨越了一国的限制，而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活动；贸易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伸展到世界；随着市场，贸易、金融、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发展，跨国公司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在全球建立了各自的网络系统。总之，经济全球化使国土和疆界不再成为生产、消费的界限，意识形态的不同不再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国家主权不再成为人们经济联系的障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技术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诸多的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发明当中，信息技术的采用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全球编织起了一个密切联系大网络，纵使在天涯海角，也能知晓天下一切。在这种恢恢网络面前，时间缩短了，以前需要相当时间可以得知的信息，几乎在瞬间获取。以前广袤的空间，浓缩在微小的芯片上。在这样一个全球信息网络的时代中，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活动范围和交往空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如果说信息技术、网络的建立以其微观的符号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宏观世界中的各种交通网络把各个地方联系起来。500年前，哥伦布冒死用70天的时间实现了对新大陆的发现，而今天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喷气式飞机可以在数小时内把人从大陆上的一个国家送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人类从微观到宏观，从间接到直接，从信息之间到异地之间的往来也促进了人们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往来。撒哈拉沙漠的越野赛可以同时出现在北美加拿大人的电视机屏幕上，穿着黑色长袍服装的伊朗女士穿梭于英国、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中。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演说通过媒体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今天还在国内做市政报告的政府首脑明天出现在另一个国家仪仗队前。总之，无论从经济全球化，还是信息、交通、科技、文化、政治等等方面的全球化，从根本上不过是人的活动，不同国家经济上的往来，信息上的传输，文化上的交流，政治上的协商对话根本上不过是人的交往。

　　不可否认，全球化发展使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共同方面越来越多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同国家相互依赖的加强。跨国公司的建立，推进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国际标准对各国立法和行政的影响，更加突出了它的全球意义，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风险和灾害已超越了国家或地区，成为了全球的共同的任务。据此，西方一些人认为，人类交往中出现共同性的增强是西方规则或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因为，人们今天能够进行广泛交往的原则是按照西方制定的原则而进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西方自由贸易原则的胜利。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这种观点，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今天能够获得广泛的交往，都是因为人们依据和遵循了西方的原则或西方的模式。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曾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在交往中的独立和主体地位的增强和人们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中所面临的共性内容越加复杂，所获得的共识和普遍规则也是在交往各方的相互妥协，互利互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用来支持交往的规则，不能反映交往中各方的共同利益，如果交往中完全以一方的利益和原则为依归，交往的双方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也就是一方成为主人，另一方成为随从，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和个性；在利益的获得上，也是一方获得利益，一方失去利益或牺牲自我利益。这样一种方式除非在帝国主义霸权下才能获得。而当交往采取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时，交往也就失去了意义。实际上，人类交往过程中共同性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作为交往过程参与者的主体地位的取消。因为人类交往活动从来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产物。作为交往中的主体本身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他的主体性，另一是他的客体性，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或叫间性主体。具体动交往活动活动中，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具有着一定的客体性，也就是他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然而作为交往中的参与者又具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本身带有各自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在商品经济关系居重要影响的条件下，每个主体就是以其各自的特色而服务于社会，同时也从社会中获得了他所获得的需要，因而使他们在服务于社会中联系在一起。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交往活动中，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为他人带来利益、幸福和快乐中，也不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再进一步说拓展到全球化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作为一个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在参与全球活动中，当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没有这些规则，他们之间就不能有共同的语言和所共同遵守的准则，彼此之间的交往也就不能获得。获得了以后也将失去。但交往中的不同国家和民族毕竟是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各自不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民族或国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各以所能服务于社会和世界。同时也从世界获得它所获得的东西。因此，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决不是否定了交往双方各自的特点，只要求交往活动的参与者绝对服从于某种共性规则的交往。如果这样，交往的双方也就不存在交往，交往也就难以进行下去，全球化也就建立不起来。

　　二、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与现代化

　　全球化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表现结果，不过，要深入认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现代性的意义做出明确的解读。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由“现代”（Modern）和“性质”（ity）两部分组成的。在英文构词中，ity 除了表示“性质”外，还表示“状态”。此外，当modern 和ity 组合到一起时，“现代”也就成为了抽象名词，这样，在理解现代性时，更需要从本质属性上把握它的深刻含义了。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 “modo”，意指“不久”、“新近”，出现于大约5世纪晚期。英文moder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出现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当时既表示一个时间概念，也表示一个文化或观念的概念。从时间意义上解释，表示的“现世的”、或“近世的”，这个时间开始于公元1500年左右；从文化或心理态度上的解释，表示的是“时新的” （new，up -to –date） 或“时髦的”（new fashioned）。英国学者阿尔布劳在解释时“现代”一词时，增加了诸如“富有创新意义的”等含义。中国学者罗荣渠先生曾解释说，“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une longue duree，借用“年鉴学派”术语）；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来源于“现代”一词。作为抽象名词，它的出现主要是近代，但大量使用主要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中。自此之后，当代西方诸多学科都广泛地采用了这一概念，由此也造成了人们在解释现代性一词上众说纷纭。

　　马丁·阿尔布劳从现代性外观特征的集合上解释现代性概念的。他认为：现代性“指的是一整套相互联结的外观特征”，“是具有‘现代’标签的外观特征的一种组合。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使现代时代具有其作为规划而具有的特色。它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历史社会学家泰莱、斯科波尔、吉登斯等侧重于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是指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世界，人类不仅可以通过理性活动来获取科学知识，而且能以“合理性”、“可计算性” 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二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人们通过理性协商便可以逐步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还有的学者注重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解释现代性。也就是它表示的是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便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促进思想者寻求自我表现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所谓态度，”就是“与现代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上述的这些认识，各有局限。就第一种理解而言，它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淆在一起。第二种解释主要侧重于时间意义上解释，然而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如后现代思想家所说，它还是一个未竞的事业；第三种解释偏重于精神气质的，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如俞吾金先生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他列举了诸多具体的价值观念，但用价值观念来界定现代性显得窄了些。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西方社会乃至以后发展起来非西方社会，构成其走向现代社会或国家的不单纯地就是价值观念，还包括一系列的长久行为、规则和制度。但总体上说，上述的解释主要是在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上，在我看来，对现代性的解释上还应从”现代“的本质属性上入手。我认为，现代性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以实现商品价值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一种不断寻求发展和创新的精神状态。

　　首先，创新性。“现代”一词原意带有新近的、创新的、当前的意义。不少学者如阿尔布劳、卡利内斯库、哈贝马斯、吉登斯等都把创新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认识真正抓住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现代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超越了传统的束缚，完全按照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一种 “新”的精神安排未来的事业。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的精神气质是“新”，也就是说，现代性表示的是某种注重当代与未来、超越过去与传统的向度。可以说，求新、创新构成了现代性的灵魂，成为了现代性的一项伟大事业。利奥塔讲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而且这种思想方式为某种观念所支配，这种观念就是解放的观念。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就带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它注重的是“当前”，其特征是通过对过去的批判与反思，不断发现新的科学制止来合理地改造世界，以新知识和新发现来构成美好的未来。

　　其次，主体性。现代性本身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而实现创新的主体是人。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同时也是通过理性的运用来改造世界。主体在思考和认识世界中，所依据的不再是某种先验的规定，也不是上帝的指令，而是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我思故我在”，“思”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基础，理性本身构成了人的主体的本质规定。“思”或理性的目标不再是求证上帝与《圣经》的神圣，也不是颂扬君王的圣明，而是论证作为理性的人本身。

　　现代性在把理性作为人的规定性的过程中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人文理性。这种理性把维护和确定人的尊严作为了内容，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构成了这一人文理性的箴言。在这一人文理性中，“人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决定各自的良知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案确定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人文理性的确立，把人和社会之间明确划分开来，并在人的外部确立起了一个神圣的保护，人权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可以想象，现代性把人文理性作为其主体内容的重要意义。在思想和文化上为人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为人的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清楚了各种封建的障碍。另一是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正如泰勒分析的：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毫无疑问，工具理性确实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它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物化”，使功利主义盛行。但工具理性作为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现代性如果离开了一定的工具理性的作用，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化，民族国家介入到世界市场中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工具理性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强调理性的重要作用时，必须把人文理性放在重要地位上。以人为本应该是现代性的关键。

　　再次，以追求市场交换与效益为中心。现代性的出现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现代性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在精神意义上的反映。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吉登斯在分析到现代性时指出：现代性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工业化，另一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吉登斯在分析到这一体系时往往把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不可否认，现代性在其发展的相当历史时期中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商品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商品经济已经非西方国家所属。也正为如此，与商品经济密切相联系的现代性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

　　由于现代性浓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它也就必然在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市场上下工夫。在这种文化规则的影响下，无论是原生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都发展了工业化和科学技术，都把世界作为了他的活动舞台，从世界汲取它所需要的财富和力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工业的相得益彰，破坏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走于全球各地。”马克思的分析深刻反映了以实现商品价值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同时，当代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性的扩展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全球的扩展。实际上，凡是进行商品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具有着向世界扩展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外向规律决定了现代性的外延性。在这一本质属性的影响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都把全球作为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外交所取得的胜利无不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有的学者将民主政治、法治、官僚组织、国家等纳入到现代性范围内。也有的学者将全球军事秩序、民族国家体系等制度体系作为现代性的内容。等等待这些方面现代性的“外观”不过是现代性的外层属性。在我看来，现代性重要的还是要在它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新”上。与这一属性相联系，人的主体性是创新性的主观渊源，实现商品交换价值是现代性物质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精神整体，决定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至于人们在认识现代性问题上提出的一些社会属性，如行为、制度等不过是这一本质属性的扩展。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它同样来源于“现代”一词。不过在词的末尾加了 “化”（ization）这一后缀。它和现代性中的“属性”（ity）不同，其重点是将一切外部与现代性相同或不相容的方面纳入到自己的范围内，将其成为现代体系中的一个因素。阿尔布劳分析到“现代化”一词时指出：“现代性并未能越过种种传统文化，它们一方面不是现代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是现代时代之种种现实的外观。现代规划从某一开始就力图扩张到它们中间去。它的活力有赖于使用它们的资源并经常采用它们的一些观点。它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把这种情况叫做‘现代化’和‘发展’”。又讲：“现代规划一次又一次地同化了明显属于现代性的对立面的东西。”不过阿尔布劳对“化”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按照它的这种解释，现代化带来的是一元化了。实际上，即使那些进入到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并没有由此变的一元化了，而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一体化趋向的同时，多元化比以往更强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专门述语出现于1950年，它比“现代性”来的要晚一些。当时，不少人用现代化的词，主要是解释后发国家的。这样在对现代化的解上主要是指以工业化为开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社会深刻变化的过程。

　　现代性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方面，代表着一种文化和理念的力量；现代化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现实。现代性在外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化、法制化；文化上表现为宗教世俗化、教育普遍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社会上表现为都市化、福利化、人口控制化等。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有转变的时间和过程。从宏观上说，到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了两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指的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的变化，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化、专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民主化、法治化、分化和整合、理性化、世俗化、大众传播和普及教育等。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物质生产过大物质生活空间，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的需要社会发展具有工业化趋同的倾向。第二次现代化是制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创新化、个性化、多样化、生态化。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扩大了精神生活的空间，在保证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满足人类幸福追求和自我表现的需要；物质生活的质量可能趋同，精神和文化生活可以多样化。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两次重大变化看，现代化的发展都将和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从现代化的内在文化机制上看，现代性以创新、求发展作为其灵魂，以追求最大的利益和效益作为它的目标，以实现人的解放作为基础。现代性的这种“外延性”在拓展自身的过程中，不仅把民族国家作为了舞台，而且也把世界作为了历史的舞台。从世界汲取财富，从全球的经济活动中实现一个国家的国富民强。现代性精神作用下的现代化实际上最终导致的世界的历史，全球普遍联系的加强。从现代化赖以推进的现代物质基础和物质关系层面上看，现代化主要以两个重要的方面作为了基础。一是市场化，另一是工业化。市场化始终是以流动的资本作为前提，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目标的。在这一强大的物质利益的推动下，各国不断地打破地方的和国家的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洲界的限制，走向全球的趋向。也就是说，在资本向外的扩展中，资本从来都是把获得高额利润的外围区域作为首选。并且只有从海外不断获得大量的资源和利润，资本中心国的再生产和社会活动才能正常运行。正是由于资本具有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处于商品经济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必然要将自己纳入到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去，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经济最发达、资源最丰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单凭自己的国力已无法实现经济活动的最大效用的。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化把抛弃掉了落后的手工也技术，通过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它通过采用和消耗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能源和材料，生产出产品，并把他们销往到世界各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素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俞是扩展，资产阶级也俞是发展，俞是增加自己的资本，俞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现代性与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由此也导致了现代性和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性的培育和发展、现代化的实现从来是全球化中的现代化。也就是现代性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它的外延性，即现代性与现代化从来不把一个地方、一个地区作为它的疆界，而是把人类生活的星球作为了它的活动区域。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无论对于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对后来者而言，现代化过程实质上都是一种国内转变。”这一观点只说对了一半。不可否认现代化不能不带来国内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到工业化社会。由传统的文明走向现代的文明。但国内这一转变从来由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的，对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惟有把世界作为舞台，介入到世界体系中才能实现它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一个国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是相应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多，它从世界市场中得到的可以用来支持本国现代化的资源和财富就越多。而如果将现代化和介入世界市场分离开，从世界市场中获得的资源和财富越少，即使自己拥有一套现代化的计划，也只是纸上谈兵。因为它没有相应的资源进行它的现代化生产和现代化社会工程的建设。从世界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以及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看莫不体现出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另一方面，现代化在以全球作为它的舞台时，全球化也必然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全球化的发展是以不同国家之间广泛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在广泛的经济交往中，国际间围绕贸易交换、经济交往形成了一整套的运行规则和机制。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到世界经济的贸易合作关系中来，就必须对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则上进行调整，使其经济的运行适合于国际的标准。全球化也促进了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变。基欧汉指出：“国际规范被内部化还体现在与国际规范相协调的国内官僚体制与政治制度变革上。为了适应并与国内执行国际规范，国家需要在行政机构上做相应的变动，例如在相关的政府部门中设立对应的部门，处理与国际规范相关的事务。” 此外，国际规范也体现在国内的立法行动上。也就是，具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规范正式进入一国的政治生活，一般是以该国立法机构的批准为根据的。而当承诺尊重国家规则或国家制度时，就要把这种承诺变成国家的一系列立法行动。具体说就是通过法律的立、改、废等以适应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规定，并通过国内的政治权力和司法的力量保证国际规范在国内的通畅和得到执行与遵守。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的发展，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对一个国家内部现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全球化与现代化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由于不同国家在世界关系中的发展水平不同和地位不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就不同。在当代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些人提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甚至假借全球化之名，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之道。美国学者福山指出：“随着人类走进本世纪的岁末，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两大危机只留下唯一的一个竞争者作为具有潜在的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起源于法国和美国，并随着全球化而在全世界获得普遍性。福山在1990年代说的话在当今西方世界影响仍不减当年。2005年1月，布什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自由在我们的国家的存在，越来越读依赖于自由在其他国家的成功。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西方国家的这种借全球化之名搞全球西化，实质上就是完全排斥或消弭非西方文化来解决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所进行的不过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战略。

　　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化从来是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民族特色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在全球化时代，是否整个人类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真正地“化”成一体，也就是说，全球是否实现了一体化。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的时期中，这只是一个目标。从发展的状况上上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政治上、文化上等诸多方面，真正实现了一体化依然是一个问题。必须看到，目前的全球化总体上依然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目前的条件下，全球化只是指全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全球相互联系的加强，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的国家或民族就失去了独立地位。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加强，不同国家在选择自己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都努力按照本民族的特色来发展自己。在亚洲不少国家中，当他们从原来宗主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把确立民族特色和自身的文化属性作为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一些东方领导人和学者坚持“亚洲价值”观念，努力将儒家伦理和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新德里共识”、 “圣地亚哥共识”、“北京共识”虽然尚在酝酿中，但作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反映了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适合本民族现代化发展的民族的现代性。在西方国家，虽然他们都同属于基督教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但用来支持现代化的现代工业性也各有不同。美国作为新教移民支持的国家，新教伦理使这些移民在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下推进了美国的现代化建设。德国受过“启蒙的洗礼”和“狂飙的奠基”，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都在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强烈的带有德意志“帝国”的记忆促进拉德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使德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扭曲。日本文化把中国的儒家伦理和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结合起来而走了一条不同于其它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些都说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在各国自身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与自身特点的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现代性。

　　不同国家的现代性，深深扎根于一定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看，现代性有自发的方面。但由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步伐，外部世界的文化也必将对本民族的文化构成重要的影响，这又使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的发展是在和其它国家的现代性发展的碰撞中不断开辟道路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不同的现代性碰撞中，一定国家的现代性得到了提升和发展，使一个国家的现代性逐渐地适应于全球秩序的要求；另一方面外来的现代性影响，其中特别是全球化规则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的健康发展，并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时，也使得这一国家把捍卫本民族的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了重要的任务。这一问题在非西方国家表现极为突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非西方国家是在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威胁和挨打的情况下被赶入到全球化从而接受现代化的。因此，他们在对现代化和现代的价值观上有着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一方面，他们从被动挨打的现实中清醒地认识到，要使自己的国家、民族强盛起来，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增强自己的国家实力，改造传统的文化，发展适合于本民族的现代价值观念和文化规则。从这种意义上看，他们有着强烈的现代化的要求，强烈地改造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在全球化的秩序中处于弱势或边缘地位，害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导致本民族在经济上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政治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操纵，文化上成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因此，对来自于现代化的各种要求和价值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以及面对现代价值观点上的这种矛盾心理，导致这些后发的走向现代化国家常常处在三种情势下，一是采取右的方式，即为了早日成为现代化国家而亲近西方，亲近美国。另一种采取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对西方和全球化采取拒斥的态度。再一种就是采取中间立场，既坚持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从实际效果看，前两种都易于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或者要不成为北国的附庸，要不成为封闭的“部落”。实际上，上述两者都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而第三者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将自己有机地和全球化需要结合起来，坚持现代化、采取现代价值观念，同时不失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这种结合也就使现代化和现代性更带有了民族的特点。同时也是现代性和现代化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由于现代化是全球化中的现代化，也由于全球化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普遍的交往关系”和相互之间的联系的加强，这就决定了全球化本身是由不同的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和正在进行着现代化国家建立起来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共同的交往需要产生出了一些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但共同的规则并不能说就消除了目前世界上文化上的多元化，也不能消除现代性的多元性。不可否认，现代性最先发展于西方，但不能由此说，现代性是一元的。只要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参与者，是国家政治中的主权单位，全球化中的现代性只能是多元的现代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西方自恃自己的“现代性”具有普遍意义，将自己的“现代性”作为“元叙事”。实际上，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元叙事”的局面。罗伯森指出：“全球化……正在使所有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他们‘平等化’”。接着他又指出：“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正是借助全球化这一双刃剑，而实现了各自向相反方面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作为西方的普遍主义和作为原教旨主义的特殊主义都失去了自身的狭隘性，而成为整个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因素。同时，西方“现代性”的一元论观点也失去了它的合法性。

　　四、文化多元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和长期性

　　全球化的现代化从来没有统一的模式，同样，处在全球化中的现代性也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现代化以及现代性问题上之所以出现多元的现象，从文化层次上是和各个民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至今为止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都是在一定国家中进行的，离开了一定国度，离开了以实现一个国家的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在现代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同样作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从来不是离开一定的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不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从来总是有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基础。它通过各自的文化基础，吸取用来凝聚和团结本国成员的力量，从而焕发出社会成员建设现代化的积极性。因此现代化和现代性从来都和文化的多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文化的多元化，对此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一般说来，文化的多元化是指各民族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依旧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精神特质，并在全球化中汲取营养，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由于全球化不等于一体化、同质化，全球化中的不同文化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经济基础等因素千差万别，这就使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多元化将长期保持下去。

　　就民族性而言，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人们所知，人类是群聚的动物。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形成了自己的生活规则、自己的信仰和历史记载，自己的语言和权威。不同的群体依靠这些因素而聚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的民族、族群和具有各自文化特色的社会与国家。这些社会或国家可能由一个主流的民族构成，也可能由多个民族构成，如今天的加拿大、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但在全球化过程中，当这些国家以主权国家而出现在舞台上时，他们往往与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就是民族。例如，一个来自于中国境内的回族当他面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时，他把自己首先归属到“中国”这一领域内。在国际舞台上，一些国家常常从维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出发，通过将国家和国际事务不断地向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渗透，以发挥民族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一定的国家在凝聚社会、动员社会成员方面，往往以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情感作为纽带，通过它，提高社会成员对当前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提高一定国家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保障在强国的竞争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富强。这一特点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突出。如，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性的社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面临着内外的压力。一方面，美国国内是由不同的移民民族组成的，与这种状况相应，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诉求也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又试图领导全球，他们处处以“自由”民族而自称，试图将其“自由”文化拓展到世界各地。美国要实现这一最高的国家利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稳定国内文化格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构成了处理国内文化的一个策略。美国学者艾尔温J·施密德曾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威胁》（The menace of Multiculturalism）一书中指出：“目前有不少美国人都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而“我的立场与众不同”。在他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这种政策和理论鼓吹双语制，主张打倒西方帝国主义，打倒不平等，打倒压迫，否定西方传统，破坏美国家庭，抛出“政治正确”等主张，这些都是对美国“灵魂”的破坏，如果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定将导致美国“从熔炉变成火炉”（From melting pot to boiling pot）为此，他建议：美国不仅要和这些另类文化展开竞争，而且为了保护美国的“灵魂”，必须对多元文化主义展开一场全方位的战争，直到取得胜利。而那些发展上处于弱势文化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文化危机感。一方面，他们在国家竞争中强烈要求迎头赶上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他们强烈希望保持文化“自我”和“民族特性，不愿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附庸。

　　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感情和民族的文化具有着悠久的历史，镶嵌在了人们的生活和实践中。它作为一种纽带把社会联结到了一体，在人类的心灵内部构成了一个天然的领域。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作为民族成员的心态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作为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将长久地存在下去。由此也决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从文化生成的经济基础上看，实现人类“大同”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但目前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就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文化作为一定的规则本身来源于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习惯、规则和制度。并反过来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着巨大的精神支持。显然，经济基础的不同、阶级利益的要求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规则、习惯、社会资本、观念也就不同。新教伦理哺育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儒家思想和现代性的结合产生了东亚“四小龙”。在经济全球化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是加强了，国际间的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合作都是以实现各自国家的利益而展开的。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不再是仅仅封闭在一个国家内部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在“通功易事”，在为他国提供利益的同时，也通过交换，从他国和世界市场上获得本国所需要的利益。显然经济全球化中，国家依然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上，一个国家在参与国家间的合作过程中，不单纯地就是经济上的交换。由于任何经济利益的获得本身和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一国的经济战略从来不是单纯地以货币进出为单一因素的。各国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往往和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护当前的富有状况就需要从世界各自寻求资源。在政治上就需要使不同的国家和自己保持一致。在文化上需要用“自由主义”价值观战胜任何与自己不相容的文化。布什在连任演讲中指出：“在我们土地上自由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土地上自由的胜利；我们对和平所能抱有的最好期盼在于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 在日本，竞争精神或战斗精神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格林菲尔德指出：日本的竞争精神或“战斗精神”盛而不衰，“推动着小小的日本追求并保持着世界经济的领尖地位，和美国一争高低。”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只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就永远存在。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构成经济基础鲜明不同的还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然是两大对立的制度。与两大经济制度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态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侧重于个人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造就了私人资本之间的激励竞争和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侧重的是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通过权威主义的运用和资源的国家调配实现经济的增长。从目前社会主义发展的现状看，依然处在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但由于社会主义通过其集体力量和权威性力量的运用，可以集中必要的资源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这点。

　　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加强，随着这种交往而来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多地成为彼此交往之间共同遵守的准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趋同”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否人们由此就得出结论，民族文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就失去它的意义呢？在我看来，全球化过程，确实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趋同”的加强，但必须要分析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什么方面的“趋同”。不过在回答这一问题前，首先需要对文化的意义和构成做一分析。

　　什么是文化，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不再一一介绍，在我看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凝结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它包括几个层面：1，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包括精神信仰、哲学体系、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性格、伦理观念等因素；2，行为层面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家庭模式、行为礼仪、节日庆典、人际关系等因素；3，制度层面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法律典章、等因素；4，物质层面包括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包括服装饮食、居住条件、交通手段、劳动器具、工艺技术等物质的文化现象。从狭义上的文化主要是指一定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形成并积淀起来的观念和心理。我们在讨论全球化带来的“趋同”现象时，主要从广义上来分析“文化问题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器物层面的文化趋同存在着不同的层面，物质层面较易趋同，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较难趋同，观念层面最难趋同。

　　首先，物质层面的“文化” 容易“趋同”。人们在与自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产品既是在一定文化观念影响下设计和生产出来的，反过来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观念。这些物质层面上的文化因素，传播和巩固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制度。但由于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主要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等方面的需要为目的，也就是人们在消费和生产中考虑是它的使用价值，或通过它来实现一定的利润，因此，当人们生产或运用这些物质层面上的用品时，完全可以超越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上的考虑，甚至在生产和消费上采取适合于客户或客户所在国家或民族的习惯来生产。日本制造的汽车可以为中国人采用，就是因为它的座位空间、能源消耗适合了中国的习惯。同时，日本生产厂商也可以生产适合于英国、美国人所用的汽车。欧洲风格的别墅出现于欧洲，但由于它的典雅、高大和舒适也可以出现在上海、泰国、菲律宾等非西方国家。麦当劳发明在美国，但倍受老少喜欢而在世界各国建立它的分店；中国的丝绸和纺织品细腻大方行销五洲诸国。显然，作为物质层面上的文化用品容易“趋同”。

　　其次，制度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较难“趋同”。什么是制度，存在着不同的解释：1，制度是一种规则体系。如社会学家马克思 ·韦伯指出：“制度应是任何一个圈子里的行为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制度是一系列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2，制度是一种社会结构。如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但在这种认识中，有把制度当成社会形态的意义，也就是把制度当成了一种基本的制度。这就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即任何制度的东西都可以上升到制度形态上来研究。这就容易导致将不同的基本制度对立起来的问题，而忽视了不同制度的对话问题。3，将制度与集体行动和社会互动联系起来。在康芒斯对制度的定义中，集体行动成为了制度最基本的规定性。他指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4，制度就是行为方式。如亨廷顿说：“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5，制度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制度就是旅行特定功能的社会机构。上述对制度的研究各有不同，总体上说，所谓制度就是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行为规则（体系）。

　　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产生不过是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准则在制度层次上的体现，或曰一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社会政治制度将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文化价值观念固定下来，同时又通过这一制度把一定的价值观念传播出去，从而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行为；此外，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存在，使社会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处于制度的中的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都各有了各自职责和权利。彼此合作，实现社会和政治的有机运转。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发生故障或新的转变，都将对社会和政治的运行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制度都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中，各国或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的变化，与此相应地也使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发生着变化。不过一般来说，基本的价值观念和原则是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之基，如在当代西方国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是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在中国，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立国的原则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原则和由此派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能动摇的。但又必须看到，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欲要从世界市场上获得资源，实现国富民强，就必须与世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互动。一方面，用来支配世界秩序的某些规则走进一国的政治生活，成为国内法律或制度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国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因素和原则通过修改适合于国际规则。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决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总要与时俱进，实现新的调整，以和国际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则接轨。如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成员国总要在制度保障做出某种承诺。可见，制度层面的“趋同”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但事关国家根本原则和制度的趋同是难以同一的，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制度是不变的，而具体制度则可能针对全球化过程的某些要求进行一些局部的调整。但这种调整也是因国情和文化特色而定。

　　最后，观念和心理层面的趋同最难。作为文化核心的部分是观念和精神的层次。它是通过一定的民族语言编织起来的人心和人的情感。人心是文化的关键，它构成了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精神气质。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气质一旦形成，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些外来的文化可能进入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层面中，并对一个国家的某些观念构成影响。一些新的词汇、新的观念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哲学体系、信仰之中。如人权、自由、平等、公正、民主、人民主权等，甚至如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曾见到的。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已经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学的语言中。但必须看到，作为文化内核的东西，即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用来支持这些文化内核的基本价值观念是最难变的。它们作为民族的脊梁，成为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屏障。加拿大的法裔加拿大人不会身居英语文化的包围中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西方国家中的华人 “洋装虽然穿在身，心仍然是中国心”。伊斯兰妇女不会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开放环境而掀去自己的面纱。这些说明，制度和外在文化的东西可变，但作为文化之本的东西——人心并不那样容易就变。

　　常士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