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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述方便，笔者按出现时身份的不同，将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分为普通目击证人、案件中的被害人、举报有关犯罪行为的举报证人、以及具有双重性的特殊证人。普通目击证人，其作证的证词，属于直接证据且证据力比较高，但当司法机关向其取证时，这些人对于作证顾虑较多，是证人中最被动的一个群体。被害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亦属于证人证言，由于被害人是本案的直接受害者，因而这一类证人作证比较积极，他们基于最朴素的报复心理，希望自己的证词使犯罪分子受到严惩，所以更为被告人所仇视，被报复的可能性也就更大。本文所说的举报证人，是指进入刑事诉讼以后具有证人身份的举报人。由于他们是举报人又是重要证人，对被举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的威胁最大，因此这类证人承受危险的威胁也最大。具有双重性的证人，是指在某些对应犯罪中既是证人又是被告人的对应人。如行贿受贿之间就有对应性，如果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行贿人便是受贿案的证人，同时由于行贿人自己的行为也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也就具有了被告人的身份。对此类证人的保护，也不能等闲视之。
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显得空泛，它只让我们看到了保护证人安全的一个概括性导向，缺乏具体操作的内容且保护范围较窄，起不到真正保护证人安全的作用。
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1998年5月公安部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五十五条依然笼统规定为“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保障证人安全”就像一句套话搬来搬去，立法和司法都没有赋予任何可以具体操作的实际内容。如：对证人怎么保护、保护的期限、保护的程度如何？公、检、法如果不去保护证人，或者证人要求保护而这些部门动作迟缓、保障无力，造成证人安全受损怎么办？上述机关由于故意、重大过失造成重要证人丢失、被劫持、被杀害，其直接责任人员应负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等，全是一片空白。而刑法对证人的保护，最直接的一个条款是三百零八条的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刑法的这种规定也只体现了对打击报复证人的犯罪分子的一种事后惩罚，只有证人实际被打击报复了或者因为作证已经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刑法才予以保护。
针对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应当在立法界、司法界树立对证人进行全面保护的观念。其次，在立法上应加强对证人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证人保护的核心内容，人身安全保护规定得要突出、具体；二是对证人法律保护的涵盖要扩展，由人身安全扩至财产和其它合法权益；三是法律用语应由“应当”改为“必须”，以强化公、检、法对证人保护的责任；四是对于双重性身份的证人，增加身份选定规定，允许他们选择证人身份亦或被告人身份，当其选择证人身份时，也就不再具有被告人身份。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打击贿赂犯罪又体现了对证人的保护。再次，公、检、法三机关都应当根据立法精神，具体担负起保护证人安全的任务，把立法精神转换成具体的司法操作。笔者设想，司法机关是否可以考虑设立证人保护的专门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制定出保护证人安全的实施细则、不保护证人安全应负的责任和承担的后果，强调在证人没有受到实际损害之前的帮助和保护等等。 | 
